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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31日 星期一

    补文 证史 解诗 纠谬

    ——从《名人家谱丛考》出发论谱学与文史学科的互动

    作者:于景祥 武超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31日 15版)

        《义门陈氏宗谱》之一页  选自《名人家谱丛考》

        《名人家谱丛考》卞孝萱 武黎崧 著 辽海出版社

        对文史研究而言,家谱均有重要价值。每一部家谱,照例都要记载该家族全部成员的名字、排行、生卒年,以及科名、官职、婚姻、子女等,除因犯罪而有碍门风被开除出族者外,没有故意的遗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家谱比官方的记载要完整。同时,某些家谱中的序跋、诰命、奏章、田地房契、碑传、日记、诗词等,往往在史籍、地方志、诗文集、笔记小说中见不到,其文献价值极其珍贵。当然,在家谱修纂中,也存在攀龙附凤的陋习,因而作伪的现象时有发生。那么,怎样鉴别、使用家谱文献呢?卞孝萱、武黎崧的《名人家谱丛考》一书做了成功的尝试,其研究方法主要是谱学与文学、史学互动,特别具有启发意义。

        以家谱补文补史,是《名人家谱丛考》一书谱学与文学、史学互动的第一种方法。其中,一方面是以家谱补文。如清代著名文学家赵翼有《瓯北集》传世,收诗2000多首,但是世上从未见其文集,更没有见过其骈文。所以,尽管我们比较了解其文章学思想,但是没有经过其作品印证,所以对其研究很难深入下去。然而卞先生在整理《西盖赵氏宗谱》时,发现《谱》中保存赵翼文22篇,其中散体文19篇,还有骈文3篇。这样便为我们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以谱补史。如翁心存、翁同龢父子两代帝师,家族显赫,是名副其实的晚清名臣,但是,外人谁知道这父子二人本来不属于翁氏家族呢?经卞孝萱、武黎崧师徒二人通过对《海虞翁氏族谱》的整理研究,真相大白:翁氏第七世为翁万春(号芳庵),《海虞翁氏族谱》中记载翁万春本来无子,又不以侄辈继承,却抱邹氏之子为儿。《谱》中在记述翁万春之子翁长庸生平事迹时揭示了这一事实:“本姓邹氏。父讳孟孝,字达所。生七日而芳庵抱以为子。幼孤,奉母至孝……”由此可知,翁心存、翁同龢作为大清名臣,本非翁氏后裔,实当姓邹。这是惊人的发现,补了正史之不足。

        以家谱解诗文、证史事,是《名人家谱丛考》一书谱学与文学、史学互动的第二种方法。其一是以家谱解诗文。如清代著名文学家赵翼《瓯北集》卷五十有《悼亡》三首,其中有“生甘荆布无交谪”“敝居常理屋牵萝”及“营奠遗言戒费钱”等句;卷五十一有《正月十九日为亡室程恭人忌辰,脱缞辍泣,老泪已枯,孑然顾影,转觉神伤也》一诗,在没有看到《西盖赵氏宗谱》之前,我们只知道是悼亡诗,具体亡者是谁,一无所知,因此对诗难求甚解。而《名人家谱丛考》中通过对《西盖赵氏宗谱》的整理与考辨,一方面考证出赵翼《继室程恭人行略》中“程恭人”的真实身份,另一方面也确认了赵翼《瓯北集》卷五十《悼亡》三首及卷五十一《正月十九日为亡室程恭人忌辰,脱缞辍泣,老泪已枯,孑然顾影,转觉神伤也》一诗哀悼的对象,从而对这些作品的内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其二是以家谱证史。如《清史稿·列传》卷一百七十二中对翁心存出生年月、字号及科第的记载是:“翁心存,字二铭,江苏常熟人。父咸封,官海州学正。知州唐仲冕见心存有异才,奇之,授之学。道光二年(1822),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擢中允,督广东学政……”《名人家谱丛考》一书中用《海虞翁氏族谱》关于翁心存的记载加以印证:“十四世,翁心存,字二铭,号遂盦。乾隆辛亥(1791)五月十四日生,同治壬戌十一月初七日薨,年七十二。嘉庆丙子举人,道光壬午(1822)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第一,授编修,大考升中允。”通过家谱的印证,使《清史稿·列传》中关于翁心存出生年月、字号及科第的记载更加坚实可信。其他如《清史稿·列传》卷二百十四关于翁同书出生年月、字号及科第的记载:“翁同书,字药房,江苏常熟人,大学士心存子。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屡列二等,擢中允……”《名人家谱丛考》一书中利用《海虞翁氏族谱》关于翁心存的记载加以印证:“十五世,翁同书,字祖庚,号药房。嘉庆庚午六月九日生,同治乙丑十月廿七日卒,年五十六。道光壬辰顺天举人,庚子(1840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充癸卯广东乡试正考官,贵州学政。历左、右春坊中允……”经过这样的印证,《清史稿·列传》中关于翁同书出生年月、字号及科第的记载便坚实可信。

        以正史纠家谱中文史资料之谬,是《名人家谱丛考》一书谱学与文学、史学互动的第三种方法。从实而论,古人家谱虽多选择族人中有名望者挂名主修,但实际编纂者多为塾师。因其学养所限,特别是攀附名人为荣的陋习之影响,作伪的现象经常出现。对此,《名人家谱丛考》一书做了大量的纠谬工作。

        其一,以正史纠家谱中诗文之谬。如泰和三塘《钟氏族谱》中载有南朝文学家钟嵘所撰《序》,此《序》中竟然有这样的记载:“其与子寿、道济之通谱,盖同符而合辙矣。彼元振之妄拜,正伦之求附,又焉可同言而语哉!”《名人家谱丛考》一书依据《旧唐书》《新唐书》两部正史,考出钟嵘所撰《序》中的“子寿”为唐时宰相张九龄,“道济”为唐宰相张说,“元振”为唐人郭元振,“正伦”为唐人杜正伦。钟嵘是南北朝时期梁朝人,他的《序》文中竟然写到几百年后的唐代人,其荒谬可想而知。据此,卞先生得出结论:“这篇序文,与钟嵘之生平、家世、思想皆不合,还运用了钟嵘绝不可能知道的后世的典故,足以说明它是冒名之伪作。”卞先生的严谨,纠正了其家谱中的谬误。

        其二,以正史纠家谱中史事之谬。从历史上看,有些家谱修纂者以攀附名人为荣,于是在其家族史事上作伪。如《中山刘氏宗谱》就对其家族历史事实作伪,将其祖先托始于汉中山靖王刘胜,并且自称其刘氏为唐刘禹锡之后裔。《名人家谱丛考》一书中将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与正史《魏书》《周书》《隋书》等文献进行比对,首先举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为铁证:“七代祖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坟墓在洛阳北山。”然后列举《魏书》《周书》《隋书》中三条正史中的材料,佐证刘禹锡的自述,揭示其家世的真相,最后得出结论:“可见刘禹锡自述的‘七代祖亮’‘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坟墓在洛阳北山’,与以上三条资料相合,他是随着拓跋氏政权南迁的胡姓刘氏之后。”由此证明,刘禹锡应系随着拓跋氏政权南迁的胡姓刘氏之后,而非汉代楚元王刘交或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从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这样,经过上述三种谱学与文学、史学的互动,家谱的整理与研究获得了双重效果:一方面其文献价值得到科学的利用,另一方面也使家谱去伪存真,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

        (作者:于景祥 武超,分别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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