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文 证史 解诗 纠谬

    对文史研究而言，家谱均有重要价值。每一部家谱，照例都要记载该家族全部成员的名字、排行、生卒年，以及科名、官职、婚姻、子女等，除因犯罪而有碍门风被开除出族者外，没有故意的遗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家谱比官方的记载要完整。同时，某些家谱中的序跋、诰命、奏章、田地房契、碑传、日记、诗词等，往往在史籍、地方志、诗文集、笔记小说中见不到，其文献价值极其珍贵。当然，在家谱修纂中，也存在攀龙附凤的陋习，因而作伪的现象时有发生。那么，怎样鉴别、使用家谱文献呢？卞孝萱、武黎崧的《名人家谱丛考》一书做了成功的尝试，其研究方法主要是谱学与文学、史学互动，特别具有启发意义。

    以家谱补文补史，是《名人家谱丛考》一书谱学与文学、史学互动的第一种方法。其中，一方面是以家谱补文。如清代著名文学家赵翼有《瓯北集》传世，收诗2000多首，但是世上从未见其文集，更没有见过其骈文。所以，尽管我们比较了解其文章学思想，但是没有经过其作品印证，所以对其研究很难深入下去。然而卞先生在整理《西盖赵氏宗谱》时，发现《谱》中保存赵翼文22篇，其中散体文19篇，还有骈文3篇。这样便为我们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以谱补史。如翁心存、翁同龢父子两代帝师，家族显赫，是名副其实的晚清名臣，但是，外人谁知道这父子二人本来不属于翁氏家族呢？经卞孝萱、武黎崧师徒二人通过对《海虞翁氏族谱》的整理研究，真相大白：翁氏第七世为翁万春（号芳庵），《海虞翁氏族谱》中记载翁万春本来无子，又不以侄辈继承，却抱邹氏之子为儿。《谱》中在记述翁万春之子翁长庸生平事迹时揭示了这一事实：“本姓邹氏。父讳孟孝，字达所。生七日而芳庵抱以为子。幼孤，奉母至孝……”由此可知，翁心存、翁同龢作为大清名臣，本非翁氏后裔，实当姓邹。这是惊人的发现，补了正史之不足。

    以家谱解诗文、证史事，是《名人家谱丛考》一书谱学与文学、史学互动的第二种方法。其一是以家谱解诗文。如清代著名文学家赵翼《瓯北集》卷五十有《悼亡》三首，其中有“生甘荆布无交谪”“敝居常理屋牵萝”及“营奠遗言戒费钱”等句；卷五十一有《正月十九日为亡室程恭人忌辰，脱缞辍泣，老泪已枯，孑然顾影，转觉神伤也》一诗，在没有看到《西盖赵氏宗谱》之前，我们只知道是悼亡诗，具体亡者是谁，一无所知，因此对诗难求甚解。而《名人家谱丛考》中通过对《西盖赵氏宗谱》的整理与考辨，一方面考证出赵翼《继室程恭人行略》中“程恭人”的真实身份，另一方面也确认了赵翼《瓯北集》卷五十《悼亡》三首及卷五十一《正月十九日为亡室程恭人忌辰，脱缞辍泣，老泪已枯，孑然顾影，转觉神伤也》一诗哀悼的对象，从而对这些作品的内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其二是以家谱证史。如《清史稿·列传》卷一百七十二中对翁心存出生年月、字号及科第的记载是：“翁心存，字二铭，江苏常熟人。父咸封，官海州学正。知州唐仲冕见心存有异才，奇之，授之学。道光二年（1822），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擢中允，督广东学政……”《名人家谱丛考》一书中用《海虞翁氏族谱》关于翁心存的记载加以印证：“十四世，翁心存，字二铭，号遂盦。乾隆辛亥（1791）五月十四日生，同治壬戌十一月初七日薨，年七十二。嘉庆丙子举人，道光壬午（1822）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第一，授编修，大考升中允。”通过家谱的印证，使《清史稿·列传》中关于翁心存出生年月、字号及科第的记载更加坚实可信。其他如《清史稿·列传》卷二百十四关于翁同书出生年月、字号及科第的记载：“翁同书，字药房，江苏常熟人，大学士心存子。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屡列二等，擢中允……”《名人家谱丛考》一书中利用《海虞翁氏族谱》关于翁心存的记载加以印证：“十五世，翁同书，字祖庚，号药房。嘉庆庚午六月九日生，同治乙丑十月廿七日卒，年五十六。道光壬辰顺天举人，庚子（1840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充癸卯广东乡试正考官，贵州学政。历左、右春坊中允……”经过这样的印证，《清史稿·列传》中关于翁同书出生年月、字号及科第的记载便坚实可信。

    以正史纠家谱中文史资料之谬，是《名人家谱丛考》一书谱学与文学、史学互动的第三种方法。从实而论，古人家谱虽多选择族人中有名望者挂名主修，但实际编纂者多为塾师。因其学养所限，特别是攀附名人为荣的陋习之影响，作伪的现象经常出现。对此，《名人家谱丛考》一书做了大量的纠谬工作。

    其一，以正史纠家谱中诗文之谬。如泰和三塘《钟氏族谱》中载有南朝文学家钟嵘所撰《序》，此《序》中竟然有这样的记载：“其与子寿、道济之通谱，盖同符而合辙矣。彼元振之妄拜，正伦之求附，又焉可同言而语哉！”《名人家谱丛考》一书依据《旧唐书》《新唐书》两部正史，考出钟嵘所撰《序》中的“子寿”为唐时宰相张九龄，“道济”为唐宰相张说，“元振”为唐人郭元振，“正伦”为唐人杜正伦。钟嵘是南北朝时期梁朝人，他的《序》文中竟然写到几百年后的唐代人，其荒谬可想而知。据此，卞先生得出结论：“这篇序文，与钟嵘之生平、家世、思想皆不合，还运用了钟嵘绝不可能知道的后世的典故，足以说明它是冒名之伪作。”卞先生的严谨，纠正了其家谱中的谬误。

    其二，以正史纠家谱中史事之谬。从历史上看，有些家谱修纂者以攀附名人为荣，于是在其家族史事上作伪。如《中山刘氏宗谱》就对其家族历史事实作伪，将其祖先托始于汉中山靖王刘胜，并且自称其刘氏为唐刘禹锡之后裔。《名人家谱丛考》一书中将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与正史《魏书》《周书》《隋书》等文献进行比对，首先举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为铁证：“七代祖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坟墓在洛阳北山。”然后列举《魏书》《周书》《隋书》中三条正史中的材料，佐证刘禹锡的自述，揭示其家世的真相，最后得出结论：“可见刘禹锡自述的‘七代祖亮’‘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坟墓在洛阳北山’，与以上三条资料相合，他是随着拓跋氏政权南迁的胡姓刘氏之后。”由此证明，刘禹锡应系随着拓跋氏政权南迁的胡姓刘氏之后，而非汉代楚元王刘交或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从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这样，经过上述三种谱学与文学、史学的互动，家谱的整理与研究获得了双重效果：一方面其文献价值得到科学的利用，另一方面也使家谱去伪存真，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

    （作者：于景祥 武超，分别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