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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28日 星期五

    雒建斌:

    攻克摩擦学世界级难题

    作者:本报记者 邓晖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28日 09版)

        雒建斌院士近照 清华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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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访名家·创新之光】

        时针指向上午八点,清华园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雒建斌早已伏案工作了许久。见到记者前来,身材高大的他立刻起身,笑意盈盈:“欢迎,欢迎。”态度温和而谦逊。

        初夏的阳光从窗户里斜照进来,落在书桌上,桌面摊着摩擦学最新的英文专业书籍和科研报告。后面的白板上贴满了他最近的工作安排,密密麻麻。

        “摩擦学是一门研究物体表面摩擦行为的交叉学科。摩擦现象发生时,往往伴随磨损。摩擦、磨损会引发能源消耗,给设备、器件、材料带来损失。研究发现,全世界每年约30%的一次能源因为摩擦被消耗,约80%的机器零部件因为磨损而失效,约50%的机械装备恶性事故起源于润滑失效和过度磨损。”雒建斌如此解释自己为之痴迷的科研工作意义所在,“我国是制造大国,机械装备使用寿命较短,低端高耗能装备较多,每年因摩擦、磨损造成的浪费巨大。”

        在将近四十年的科研生涯中,这位国际顶尖的摩擦学家始终为同一道问题的答案而求索着——如何降低摩擦系数、减少摩擦能耗,让人类社会的绿色发展成为可能。

        1978年,来自陕西农村的雒建斌考上了东北大学材料系,毕业后他进入西安电缆厂担任技术员。工作中,一个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电缆厂制作电缆,有一道工艺叫拉拔铜丝。夏天拉的铜丝容易氧化变色、成为废品。我跟工友们就开始研究如何把铜丝的温度降下来,逐渐对润滑产生了兴趣,还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那时候起,雒建斌对摩擦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先后考取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冶金系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博士研究生,主攻当时国际前沿的薄膜润滑研究。

        三十多年来,雒建斌和团队不懈攻关,获得的成果也接二连三:他们研制了新型纳米级润滑膜厚度测量仪,在国际上首次提出“薄膜润滑状态”概念,填补了弹流润滑与边界润滑之间的理论空白,还在应用基础领域大胆探索超滑和抛光问题,为工业发展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在外人看来,这条科研路可谓走得顺风顺水。可雒建斌却说,其中也有过起起伏伏,也曾经备尝艰辛。

        “比如说超滑研究,1996年我们就开始做了,但一直没有重要进展。直到2008年,有个学生无意中将酸奶加到实验机上,导致后来我们在酸中发现了超滑现象的存在。有一次我去杭州出差,喝到了莼菜汤,觉得莼菜滑滑溜溜很有趣,后来果然在其中同样发现了超滑。”雒建斌饶有兴致地向记者讲起这些小故事:“事实上,我们每一项研究跨度都很长,中间有着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失败。科研的事,毅力是最关键的。”

        除了这份坚韧之外,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攻克摩擦学领域的世界级难题、一步步带领团队走向国际前沿,雒建斌坦言,这背后是有“窍门”可寻的。

        首要秘诀是,做一流科研,必须瞄准高风险、高难度的问题执着攻坚。“科学研究做不成的概率是90%,做成的概率只有10%,失败是正常现象,成功才是小概率的。如果每做一个项目都能成功,只能说明其风险度非常低,是不值得投入的项目。”雒建斌要求学生,搞科研,一定要能“跳起来摘桃子”。

        锚定研究方向后,他看重的是“专注”与“静心”。“做科研往往需要把问题想得非常深,把隐藏在最里边、根深蒂固的因素找出来,需要安静和深入的思考。要有执着的追求,不要急于求成。”雒建斌的办公室里,一幅内容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字异常显眼。多年来,他严格要求学生每年发表论文不能超过3篇,目的就是让学生沉心静气,保证论文的质量,培养学生严谨的科研精神。

        这几年,除了沉浸在实验室里,雒建斌的身影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工厂、车间和生产一线。一流成果做出来后,一定要走出实验室,这才是他眼中科研工作者最大的价值体现。如今,他的团队里聚拢了三方面人才,有的偏重于理论研究,有的擅长于技术攻关,还有的侧重于产业化推广。“在我们国家,很多成果做完以后,发一个高水平论文或者得一个国家奖就算结束了,这是对成果的最大浪费。静下心把成果做出来,但千万不能沉在实验室里,一定要让它走向工业,才能真正为人类的发展服务。”雒建斌说。

        采访快要结束时,雒建斌领记者来到了位于他办公室楼下的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些年来,宏观把握多了、一线操作少了,但每天只要有时间,他还是愿意到实验室泡着。

        当前,世界上超滑领域的顶尖论文有五六成都出自他的团队。可雒建斌却说,这些还远远不够:“做科研是我为国家作贡献的最好方式,也让我感到无上光荣。要让中国人在摩擦学领域中做到最好,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

        (本报记者 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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