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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
引言
“疟疾流行期！地铁隧道蚊虫孳生，进入此区域之前请服用药物！”
看到这样的警示海报，您是否有些错愕，却也立刻坦然处之？毕竟，经历着2020年以来绵延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任何地点出现任何公共卫生预警，都再不足以令人震惊。
这幅疟疾流行的警示海报其实只是一种想象，来自伦敦Ubiquity Press出版的著作Imagining the Future City: London 2062（后文简称《伦敦2062》）。此书是伦敦大学学院（UCL）所承担的一项名为“伦敦2062”项目的研究成果。该项目旨在对50年后伦敦的复杂性开展跨学科和多角度分析。项目独特之处在于，严谨的学术视角与多种多样的合理想象并存。
该书的最后一页，疟疾预警的海报赫然出现，而该书出版时，新冠肺炎疫情还远未到来。今时今日疫情之下的伦敦地铁中，危机四伏的肃杀氛围却不幸与这关于伦敦的预言神似。从城市远景规划的角度来看待一个大城市的未来，本身就是既实际又有趣的事情。那些美梦与噩梦共存的对于未来伦敦想象，即便跳跃，却也颇具洞见。
1、为何要对50年之后的城市加以想象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让每个人体会到深切的苦痛和不安，至今未显露出消失的迹象。非洲的蝗灾、消失的冰川、绵延不休的澳洲森林大火、极端高温和低温天气，这些也接连发生着。即便在疫情重压之下，独立的事件很快被人遗忘，但太过频繁的非常规事件总会指向攀升的不确定性。更有学者开展研究，试图把上述事件与“全球升温”之间达成关联。
迫在眉睫的威胁是疫情，逐步逼近的敌人是气候变化。如果这是一场噩梦，可待一觉醒来之后恢复常态。可安宁无忧的“常态”确乎存在吗？世界真能返回“前疫情”时代吗？答案也随之变得不确定起来。不管是“新常态”还是“非常态”，在危机四伏的眼下，如何思考未来？如何对城市未来的复杂性做好准备？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求可持续？这成为摆在每个城市面前的迫切问题。2010年启动的“伦敦2062”项目，即便已过去10年之久，仍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城市已成为全球半数以上人口的居住之地，城市生活如何变得更加美好是关系到大多数人切身实际的问题。而在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有无可能对城市未来50年进行预测和规划，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普通人而言，即便在丰富的图像和文字记录支撑之下，也难以复现50年前的过去。想象乃至预测未来，更谈何容易。但是，如果未来本身无法预测，为何学者们仍需开展城市未来的研究？因为，关注未来的本质是要为了当下决断而服务。我们如今关于城市的种种决策，都将实实在在地塑造城市的未来。与其说开展50年后的城市未来研究是一种预测，不如说，是在借对未来50年多种可能性思考的机会，启发人们谨慎对待当下的每一个决策。
从学术角度而言，这样的研究存在若干阻碍。其一，难以获取全面的数据。即便掌握了充分而全面的数据，借此分析未来，也是困难重重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确有若干模型可供使用，但它们要么是基于理论建立，要么是通过对过去事件统计分析获得。在对城市，特别是大都市这样复杂而多变的对象进行预测时，尽管数值模型可用，但远非充分。其二，城市未来这一研究主题，与当前学术界的学科结构无法对应。
预测未来的另一个挑战在于范围。伦敦如此庞杂多样，难以条分缕析，也无法完全囊括。那么，“伦敦2062”项目对伦敦哪些方面感兴趣？应把哪些细节纳入其中？在很大程度上，这由项目参与者和文章作者自行决定，他们把各自的知识运用到伦敦未来的预测或想象之中。50年的时间跨度，让畅想未来者跳脱于年度预算和大选周期的限制。得益于视角的多样化，“伦敦2062”让人们意识到未来的诸般可能。
2、探索未来应关注什么
未来将会有多少人生活在伦敦？他们以何为生、以何为食？能否得到充足的供水？如何实现低排放的交通系统？权力把握在哪些人手中？住房所有权归属于谁？即便古今城市面目迥异，城市都不改人类聚居地的本质。直面城市这一纷繁复杂的巨系统，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看似浅易，实则艰难。
（一）城市中复杂的关联
伦敦未来的“联系”，关注伦敦作为全球城市和英国首都所发挥的功能，以及决定伦敦未来走向的诸般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没有食物、水和能源的流通，伦敦无法存在；没有与本地、全国以及国际市场的联系，伦敦不可能繁荣昌盛。伦敦如此，任何城市皆是如此。
数据联系对于城市内部及其与全球其他地区之间的通信而言至关重要。文化联系使得城市内部及内外之间颇具创造力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政治性联系成就了伦敦为英国首都和西欧超大城市，成为全球政治和外交的中心。而人口的流动与联系，则是伦敦成其为伦敦之根本所在。
未来城市人口的规模和结构，是各种决策的基本因素，也会是生活品质的主要决定因素。借助人口统计数据，可刻画城市人口的历史、现状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未来有极大不确定性，然而专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做出的决策却有赖于这种预测。比如，关于伦敦人口的预测：先前曾预测伦敦2030年人口为900万，后来这一数字被修改为1000万。一方面，为如此庞大的伦敦新增人口提供住房、交通、就业和公共服务绝非易事。另一方面，伦敦还同时有着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愿景。这些政府和居民的共同愿景包括，碳排放减少、买得起的房子、更有参与感的社区、融合度更高的社会以及更加便利的交通。最大的挑战并非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也并不是为扩增的人口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两者间达成谨慎的平衡。
对全球城市而言，人口的增长极为重要。人口的迁入和流出，为伦敦和全英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提供了广泛的人口联系，对伦敦人口的规模、多样性和年龄分布状况产生巨大影响。伦敦是受年轻人喜爱的城市，而当他们步入育龄和老年阶段，伦敦的吸引力会衰减。未来人口的增长率和构成状况，有赖于城市对来自不同地区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相对吸引力。
提及城市对人口的相对吸引力，不可忽略的是，城市与城市之间也存在竞争。年轻人对于自己实现梦想的土地，是有选择的。人口、文化、货币和思想的流动，把伦敦和其他全球城市紧密相连，同时还为本地和全球分工提供支撑。诸如纽约、东京和法兰克福等城市，连同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兴全球城市，都在与伦敦进行着人口、资本、权力和名望的角逐。关于伦敦未来的构想，对远方的人和社会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变化，同样影响着伦敦。当前，伦敦人口呈现的多样性被视为这一城市广泛而密切地联系着全球的明证，然而与之相伴的也有民族、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巨大差异所带来严峻挑战。
（二）城市包容万物
大城市，包容万物。伦敦的未来涵盖了各种物质实体，包括基础设施、食物和废弃之物。从这一视角看伦敦的未来，就不能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自2015年《巴黎协定》提出控制全球升温的议程，特别是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拉响警报之后，全球终于对气候行动达成共识。“伦敦2062”项目对此问题特别关注，显示出伦敦作为全球城市的未雨绸缪。50年后的情况如何？伦敦建筑和基础设施相关的设计方法与技术，将把气候变化的影响纳入考量。在建筑层面，建筑改造技术极其重要，降低建筑能耗、增强韧性、减少需水量就是方向。至于城市若干重大基础设施，如泰晤士水闸，在2062年应仍在发挥防护作用，但其更新规划也将纳入日程。
1.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
在对2062年的预测之中，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将成为伦敦面临的重大隐忧，气候变化对城市环境带来的影响将远超今日。气候变化关乎城市的各类系统，为了实现碳减排，转变能源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必不可少。为了确保城市可持续的未来，未来数十年里，城市领导层务必做出若干大胆的决定。
碳减排目标只有通过大量政府投入、土地利用和规划的变更，以及降低私家车出行和提升能效等策略并行才有望实现。这一目标对伦敦当前的交通和能源管理提出了根本性挑战，所需采取措施的尺度与现实并不相容。当前迫在眉睫的，是对依赖私家车的交通体系加以扭转，并对集中化的能源网络提出替代性方案。除了应对气候变化之外，减少伦敦交通和能源网络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还可改善空气质量并提高能源安全性。如果伦敦在2062年能真正达成向低碳可持续经济的转变，那必定是城市治理与体制转变的共同结果，同时也是技术变革与个人行为转变的共同结果。
2.未来食物供应
伦敦食物的未来，既存在挑战，又充满机遇。当前来看，北半球国家的食品安全是以南半球环境退化为代价获得的。一方面，以土壤品质降低为代价获取农产品；另一方面，城市食品供应体系压榨着农业生产者的劳动。未来，伦敦的食物系统会发生逐步转变，随着食物自给率的提升，城市与食物供应者之间的关系也将被重塑。与基本城市功能的其他改变相同，若伦敦自行生产更多的食物，必将与社会和体制的改变相生相伴。
想象中2062年的伦敦，农业环境与建成环境不再泾渭分明，粮食种植也将经由多种方式实现，比如城市森林（转变对“城市绿化”的态度，使其为农业生产地）、自给土地（为了未来食物的高度自给，可以营建创新型都市农场和开启社区土地信托）和超高产农田（凭借前沿科学技术实现）。从城市面貌上来看，更多样的景观和更高比例的可食地景将出现。伦敦看上去会更加“野生化”，大量绿色建筑和绿色廊道出现，鸟类、昆虫和小型脊椎动物生存其中并达成自平衡状态。
无独有偶，纽约也于近期出台了史上第一个十年食物政策规划——《纽约食物向前》。这是同属全球城市的纽约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对当下食物体系的反思，更是对未来公平、健康和可持续城市食物体系的展望。
3.关于泰晤士水闸等重大基础设施的未来
防御向来是城市的最重要功能之一。自古至今，城市面临的挑战不断，有的挑战贯穿始终，有的却可能只是假想敌。对伦敦而言，来自海洋的洪灾风险无法忽视。伦敦位于泰晤士河的入海口，需要防范北海风暴潮涌的威胁，因而拥有悠久的防御洪灾的历史。在1953年大洪水之后，历经审慎的防洪评审，1974年开建泰晤士水闸，1982年建成使用。由于气候变化和陆地沉降，泰晤士河入海口的海平面每年上涨3毫米。即便是在低排放的气候变化情景之下，预计2060年伦敦的海平面也会比1990年高出22.2厘米；而在高排放的气候变化情景之下，将高出31.4厘米之多。泰晤士入海口2100项目（TE2100）已就泰晤士河入海口洪灾管理开展了研究。项目建议，为了确保泰晤士水闸在2070年仍发挥有效防范作用，应当在2035年之前持续对其加以维护，而在2035年之后，则应投入巨资更换与升级。TE2100项目就2070年之后的若干防洪方案开展了评价，最具潜力的方案是修建横跨泰晤士河的新水闸。2062年已接近泰晤士水闸有效期之末，因此应当已就新水闸或其他防洪设施完成规划和开展建设。
近几年，沿海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和行动纷纷涌现。印尼做出了迁都的决定；2019年《纽约2050》新城市总规出台，把基础设施韧性提升和气候变化扭转纳入愿景，并罗列出细致的行动方案。
（三）权力在城市交汇
大都会是人才聚集之地，更是权力交汇之地，有着独特的魅力。未来的伦敦，将散发着什么样的气质？是刚猛外放的，还是细腻温婉的？是壁垒重重的还是散漫开放的？是物欲横流的还是精神洁癖的？这将由不同机构和个人对于这个城市的权力冲撞而产生。
1.市民的期待
当前伦敦看起来很“霸气”，充斥着远非必要的高楼建设、雄心勃勃的企业行为、一意孤行的政府决策以及带有破坏性的个人主义行为。如果未加纠偏，这些行为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公，消耗有限的物质资源，并给市民带来巨大心理压力。或许，更温柔更细腻的气质才是许多市民的期待。充满关爱、照顾、包容、小型化生产与消费，既是时代的趋势，也是塑造未来伦敦的思路之一。包容和参与应成为常态，开放与透明也应成为惯例。当前消费主义盛行，伦敦市民以及数以万计的游客为了无用之物挥金如土。这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悖，城市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去物质化”势在必行。
2.城市管理的角力
伦敦不只是英国的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其城市本身的制度和结构、政商关系以及国际形势等都是影响城市走向的权力杠杆。作为历史悠久的全球城市之一，伦敦由多种权力因素塑造，涉及全球、欧洲以及英国地方的政经关系，以及人员和思想的广泛流动。伦敦市民自身的生长与繁衍，以及伦敦的发展与繁荣，都是起落变化不定的。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共同塑造并将持续塑造着伦敦。
3.更加公平的未来
公平与正义对于一个城市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这不是一个虚幻的目标。每个人都可以在此生活繁衍，并充分发挥潜能与创造性是其本质。伦敦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之下繁荣和崛起，假如沿袭同样的趋势，财富和权力都将持续汇集到极少数人手中，不平等的状态会不断加剧，商业利益被推向前列。在“伦敦2062”项目研究之中，设想未来的伦敦，应大为不同。政府将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重新施以直接的干预。由政府实施城市治理，对城市管理和城市人口施加更大程度的控制，以应对在新自由主义兴起过程中形成的相对混乱和破碎化的结构。
在绿色技术、政府干预和其他领域（比如社会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大力发展下，伦敦在未来将变得更为稳健与多样化。对可持续领域的投资，将创造出更多工作机会和培训机会，特别是针对年轻人。政府不再把金融服务放在首位，摒弃了把GDP作为衡量繁荣的最佳方式，促使城市政策向推动社会可持续进步方向转变。
“伦敦2062”研究中提及的一项创新建议在于让更多的人分担工作量。每周四天工作制，有助于产生新的工作岗位，也让市民获得更多与亲朋好友共度的闲暇时间。人们能够参与社区志愿活动，成为更积极的市民，有助于让伦敦更具凝聚力，并就何为公平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
（四）梦想的视角
伦敦未来之梦想，是对未来的若干推测，这既包括基于常规推断得来的未来情景预测，也包括饱含意外的合理想象。有趣的是，这一研究的梦想篇章以预警收尾，就是那个疟疾疫情的警告海报。时光穿越，在2062年的伦敦地铁里，一则疫情告示大范围张贴。显而易见，未来不只有美好的一面，或许那将是又一个噩梦。2062年的伦敦地铁或许会成为一个与项目开展时完全不同的、危机四伏的场所。可这样的预警，成了对眼下各个城市境况的“神预测”，让人百感交集。
3、“伦敦2062”项目的启发和思考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凸显的今时今日，诸多难题迫在眉睫，既有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又有每个城市面临的个别问题。另一方面，应对挑战的共同行动也已在全球展开。大都市的未来将呈现何种面貌？如何引导城市规避和抵御接踵而至的风险，达成所期待的美好未来？“伦敦2062”项目为城市未来研究提供若干思路与借鉴。
首先，城市有必要开展类似的“并非完全正式的”跨学科跨领域城市未来研究。这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启发思考、引起共鸣并进行广泛宣传教育的过程。当然，国家与地方政府、城市规划与国土部门以及国民经济领域都有分门别类对于未来的预测及相应计划。然而无论是从时段上，还是从覆盖范围及针对性上，都存在各自的限制。如若每个城市基于自身历史与现状，由立足本城的大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牵头承担，通过召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部门的人士参与，不囿于常规方法，扩展视野，思考未来，进而引发对于当前面临抉择的思考，相信大有裨益。参与者众，得到的观点就会更为多样，引发思考的波及范围就会更为广泛。从小处来看，可达到宣传教育之功效。从大处来看，触发人们对其所生活居住的城市未来的思考，把全球普遍问题与地方特征全部纳入，影响决策者以及市民思维和行动的转变。
其次，研究方法与角度并无一定之规。正如“伦敦2062”项目，一系列的工作坊、论坛、研讨会和对话，以及讨论与辩论，不拘泥于形式，但都围绕主题，过程中汇集的观点以及后续引发的思考，都为项目成果的形成作出贡献。项目的参与者，有来自伦敦学术机构不同专业的学者，来自伦敦住房、城市更新、能源等政府管理部门的专业人员，也有相关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从业人员，还有自由从业者和专栏作家。因此，摆在面前的“伦敦2062”项目成果，既包含城市人口、智慧城市等严谨的学术论文，又包括颇具个人色彩和想象力的短篇，主编在开篇致谢中都自我调侃为“略显离经叛道”。
再次，明确为何开展城市未来研究至关重要。以兴趣和切实的关注所驱动，而不仅仅以完成任务为驱动的研究，会产生超出预期的硕果。城市未来已来。它由历史、现状塑造，并在当前的行动和决定中酝酿改变。如何达成期待的未来？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已知和未知的多方努力都会对其有所贡献。
（作者：相欣奕，系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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