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会记

    A是我的朋友，很熟，一见面便可互击对方一掌，彼此无边界调侃。可是，有一段时间她眉梢一扬，突然视我如同路人，爱搭不理。她调入作协，我们成了同事，依然如此。一次聚会偶遇，彼此很不自然地打了个招呼，犹豫再三，我很不忿地问了一句：“姑奶奶，怎么得罪你了？”A是性情中人，心里本就藏不住事，她白我一眼：“我还想问你呢！几次相遇，我老远就和你打招呼，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当主编了，牛了！”

    天地良心，我相信她说的是实情。但我近视，几十步开外分不清男女，走路又不愿意左顾右盼，从来没有注意到她和我打过招呼。

    哈哈一笑，“警报”解除。

    我是上中学后近视的。我的父亲是个念过私塾的好好先生，有一次我去工人体育场游泳，坐车时逃了五分钱票，买了一根牛奶冰棍儿。父亲得知后，一个耳光扇得我差点满地找牙。转天他多给了我一毛，嘱我坐车时务必多买一张票。对老人家，我一直心怀敬重，但有一点让我幽怨至今：小时候躺在床上看书，他没有及时制止，让我成了近视。

    近视带给我的打击首先是参军。

    我想当兵，可是视力不达标。于是天天清水煮羊肝，一点盐都不敢放，以致后来一提“羊肝”两个字就反胃；还找了一位“二把刀”的针灸大夫，不到一周就把我扎成了乌眼青。我买了一张视力表贴在墙上，一天N次测试，眼神儿没见好转，视力表却记了个滚瓜烂熟。兵终于当上了，可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一次执行任务，我和战友穿越一条战备山洞，因为光线太暗，一道大铁门的门把手生生撞掉我两颗门牙。我“噗”的一口吐出满嘴牙渣，疼得龇牙咧嘴、倒吸冷气，还暗自庆幸，幸亏那门把手没有再上移两寸，不然，我八成要去残联报到了。

    近视带给我的伤害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在精神层面。

    走过几个单位，在别人眼中，我有一个如影相随的缺点：清高。其实，不是我清高，是我近视；不是我不爱理人，是我看不清对方是谁。A那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也想汲取教训，然而闹出了更大的笑话。比如，眼见远处似乎有人在向我微笑、颔首，我便忙不迭报之以同样的微笑，并频频摆动右手，提高热情指数。走到跟前才发现，人家正直勾勾地望着我，眼神空洞而茫然，不知这个微笑并作招手状的陌生人是哪一路大仙儿。

    我尝试过戴眼镜，妻子说，我戴眼镜比不戴眼镜颜值还略高一丢丢。但因为我爱出汗，镜片常常会蒙上一层雾气，加上有丢三落四的毛病，擦拭后的眼镜随手一放便忘了拿，一年中丢了好几副，真是烦不胜烦，索性不戴了。我是北京友谊医院近视矫正手术的第一批患者，在眼球上拉了几十刀，术后双目裸视一点五。摘下眼罩那天，世界仿佛刚刚用清水洗过，在我的视野中变得清澈、明亮、纤毫毕现，真是美妙至极。可是我要看书、写作，慢慢地，世界在我的面前重新变得模糊起来。好在，退休后没了耀眼的光环，“清高”的指斥不会如影随形了。

    质疑的声音少了，闹出的笑话却一个接一个。

    年初，我赴一个饭局，一进包间，见一位妇女同志在沙发上端坐，很熟络地打招呼，我也礼节性问好，其实根本没有看清是谁。她似乎对我的情况了然于胸，时不时点评两句我的新书。在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我终于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您，是哪个单位的？”没想到对方一下恼了，起身冲到我面前，我这才认出，她是我极熟的一位朋友。我羞愧万分，忙不迭检讨，找出N个托词辩白，当然，近视是一个重要理由。饭局散时，我叫了一辆网约车，但我分不清东南西北，电话里和司机纠缠不清，站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忽然，一辆丰田轿车停在我面前，一位男子探出脑袋向我示意。我忙拉门上车，没好气地埋怨，司机既不答话，也不开车，我很奇怪：“走啊，去三元桥啊！”司机瞅我一眼，挂挡，给油。终于，司机憋不住了：“你真不认识我了？”我怔怔地看着他，突然想，刚才聚会有一位朋友初见，我们还寒暄过几句，莫非是他？司机一脸苦笑：“正是鄙人，我从停车场出来，看见你在路边站着，想停车跟你打个招呼。”

    这个段子很快在朋友群里炸了锅。我尴尬、惶恐，转念一想，这件事在带给我极大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帮我澄清了一个事实——如果走在对面没招呼你，不是我清高，肯定是没有认出你。

    其实，生活中很多事都不必忙着下结论。罗伯特·卡帕说，真相是最好的照片——只是，它需要在时间的显影液中浸泡足够的时间。曾有知名主持人问一个想当飞行员的小孩：“如果有一天，你的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时所有引擎都熄火了，你会怎么办？”孩子想了想说：“我会让飞机上的人绑好安全带，然后我背上降落伞跳出去。”观众听了笑得东倒西歪，主持人却发现有泪水从孩子的眼眶中涌出，孩子说：“我要赶紧去拿燃料，我还要回来!”

    孩子说出的真相令人感慨。生活中我们被人误解，常常是因为没有机会辩白。

    （作者：杜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