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藏《八大家文抄自怡集》的文术观

    “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古代散文之经典作家，其定名成于明人茅坤选编之《唐宋八大家文钞》（以下简称茅《钞》）。万历七年，茅《钞》在杭州刊行，此后家弦户诵，渐重于世。茅《钞》的流播助推了选评唐宋八大家文章的风气，各种同类型选本前后涌溢。这些选本在编选旨趣、选文好尚以及文道观念上虽有所区别，然其讨论，大抵不出道与文两大范畴。上海图书馆所藏郑邠辑《八大家文抄自怡集》（以下简称郑《集》），是明人批选八大家选本中体量最小的一部，却提出了八大家评选的一个重要维度：术。“术”之范畴，并非属于儒家道统，郑邠以此揭示与强调唐宋八大家文章的经世致用之功，凸显文章济世这一观点，值得重视。

    郑《集》仅见于上海图书馆，为孤本，由郑邠亲手抄录，是名副其实的“文抄”，因此具备可贵的文献价值。抄凡四册，不分卷。郑《集》选评唐宋八大家文仅93篇，与动辄数十卷乃至上百卷的唐宋八大家选本相比，堪称粹中选粹。书首有署“崇祯四年辛未七月七日郑邠书”的《八大家文抄自怡集小序》，文后矜“郑邠”“芥菴”朱印；有署“静远斋孟迁氏又题”的《后序》，文后矜“子舆”“静远斋”朱印。正文有朱笔圈点、夹批，并附有少量题下评及眉批；文后有朱、墨双色评语。辑者郑邠（？—1646），常州武进人，曾任昌化学训。隆武二年三月，清兵陷金华，东阁大学士朱大典“合门纵火焚死”（《明季南略》卷十），时郑邠馆于朱大典家，并同殉难。是集显示了明末文章观念之变。

    传统的文章选本或重于道，或重于文，或二者兼重，而郑邠对文道关系、对文章的批评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提出文、道、术三个维度的考量，尤其推挹于术。文道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提出修辞明道的观念；柳宗元也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后世的文章理论大多集中于道与文这两个范畴。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明确提出“文以载道”（《通书·文辞》），这个观点影响深远。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中提出：“孔子之所谓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也体现了“文道合一”的观念，而其后之“文特以道相盛衰”，则完全确定了文与道的统一关系。茅坤的观点代表了唐宋派古文家的文道观念，强调“文道合一”“文道非二”。郑氏在《小序》中明确提出：“八家之于文，直寄焉耳。其文之无关道术者，又直文之寄焉者耳，不存焉可也。”郑邠以为，文章要有关“道术”，文之可贵在其为“精神心术”之寄托。与“文道合一”的观念相比，郑邠在理论上显然有所拓展，将“术”引入了文章批评的范畴。为了进一步申明其说，郑邠在《后序》中又指出：“八家之所以言者，一以明道，一以经世。后之人而苟能为明道之言、经世之言也，则不必八家之言而后以为言也。”与明道同等重要的是经世；而若能明道又经世，其他的文章家亦具有重要意义。“六经，圣人明道之书，而亦无非用世之书也。”文章的“用世”之功，在郑邠看来即等同于“明道”，二者同等重要。这样一来，郑邠对文章的批评标准就突破了文与道的二维论，推衍到文、道、术三个维度，强调文章既要“有补于世教”（《晋文公问守原议》文后朱评），更要以经世致用为其旨归。对“术”的推崇，本属于法家的思想体系。法家将“术”与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所属的人心主观范畴相对照，宁取更为客观的法术。“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韩非子》卷八）因为道与术有一重主观一重客观的区别，所以儒家和法家彼此攻讦，互不相融。郑邠道术兼重，有调和二家的意味。

    以选文而论，郑《集》倾向于收入那些有补世用的文章。郑邠所选柳文仅五篇，为《封建论》《桐叶封弟辨》《晋文公问守原议》《咸宜》（另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节选），对比茅坤选柳文书启记传、论议辨杂文及碑铭诔表共131篇，所选柳文数量极为精简。一般编选者所热衷的柳宗元山水游记及序与论也未编入。值得注意的是，郑邠另选了一篇茅坤以及其他八大家选本较少关注的《咸宜》。这几篇柳文，论封建之大势、论君王治理与臣子事君之道，内容集中在经济之道术。而郑邠选小苏之文，更能显示其去取之道。郑邠选颍滨文八篇：《三国论》、《唐论》、《君术》（两篇）、《臣事》（三篇）以及《民政》。颍滨文数量所以超过了柳州文，在于颍滨所论，就是御天下之术。如《君术》二：“将求御天下之术，必先明于天下之情，不先明于天下之情，则与无术何异？”颍滨重视的是御天下之术，甚至他以为“术者，所谓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谓之术。古之圣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术制之也”（《君术》一）。颍滨和郑邠一样，将“术”推到极高的地位，可与“道”并列。

    郑《集》评点丰富，指向明确，尤可见其对“术”的推尚。重道、重文的八大家选本，于评点之时侧重指示文章对道统之承继及其本身的审美特质。观郑《集》之点评则异乎是，其品评多从文章的经世之功展开，重在言术。比如，对苏洵的《易论》篇，茅《钞》批云：“文有烟波”，“谓圣人所以‘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过矣”。郑邠则谓：“圣人治天下之法，莫大于礼。老苏诸经论皆以为维礼之穷，虽不尽作经本意，然其议论自足持世。”二者持论根本有别，前者本乎圣人之道，兼及文采；后者则着眼于圣人治天下之法，意在论术。又如批点苏洵的《谏论上》，茅坤云：“千古绝调。荆川谓：‘此等文字摹荀卿’，良是。”郑邠则提出：“有龙、比之心者，多不暇为苏、张之术，则亦经行其直而已。”前者重在讲评文章本身，后者则专事讨论老泉文中之“术”。道统、辞采之外，专一在文章的世用之功上用力，是郑《集》评点有别于其他八大家选本的一个显著标志。评苏辙《君术（二）》：“前数说君子之情，后数说小人之情，情得而后可用驭之之术，奸雄之不可不驾驭也，甚于君子。故此书诚为君术之要也。”评点苏洵《审敌》：“战之一说苏家父子皆然。至于备战之术，不若两儿之乘之工也。”是皆以“术”作为评骘文章的出发点，与重文、重道之八大家选本明显不同。

    明末社会危机重重，思想界和文化界开始反思空疏的道学。明清易代给士人带来巨大的思想冲击，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等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将故国陆沉、神州板荡归因于其时“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亭林文集》卷三）的空疏学风，强调学以经世，力倡文章要“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日知录》卷十八）。由此，标举学贵实效、期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开始占据主流。郑邠历经动乱，国破家亡的深切体会与思考，化为强烈的经世意识与深切的现实关怀，于批选唐宋八大家文中，在文与道之外突出文与术的结合，透露了明末虚学向清初实学转型的信息。

    （作者：张海沙，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