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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5日 星期一

    刘学锴:文学研究不是“摊大饼”

    作者:本报记者 刘剑 本报通讯员 冯轶群 张嘉宝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5日 13版)

        傅璇琮先生(左)与刘学锴先生(右)合影 图片由刘学锴先生提供

        《李商隐诗歌研究》 图片由刘学锴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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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访谈】

        开栏的话

        文学当有益于人生。古代文学,归根结底是为人的学问,所谓“开卷有益”。如何将形而上的学问落实到广袤的人生中来,正是文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孔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文学研究更重传承。历来重要的注疏版本无不是对过去一段长时期内注疏成果的总结、继承与创新,现代学术规范下的文学研究亦是。此即文化“返本”与“开新”之理。

        为此,我们特辟《文学访谈》栏目,邀请学界的知名学者接受采访,一则为指明过去和现有学术之足与不足,二则为在现实基础上分析与展望未来学术可作为之领域、方法及视野,三则为引导与解决青年学者在学术人生进路中之困惑和迷茫。

        本期我们访谈的对象是安徽师范大学刘学锴教授。刘先生曾在北大中文系师从林庚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调至安徽师大工作。著有《李商隐诗歌研究》《唐诗选注评鉴》等。

        记者:今天的采访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唐诗研究之路”,主要谈您的治学情况。第二部分是“学术人生随想”,主要谈您对当下学生读书的建议和对研究现状的认识,以及文学和文学研究在人生中的作用和意义。

    唐诗研究之路

        记者:首先,能否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唐诗研究之路的?

        刘学锴:当时林庚先生让我写学年论文,题目都给我选好了,就写陈子昂,我也根据老师安排,看了陈子昂等人的作品。后来,林先生讲盛唐气象,让我读《全唐诗》,统计各个时期题材的分布情况。我就趁这个时候,把《全唐诗》看了一遍。

        记者:那您为什么主攻李商隐研究呢?

        刘学锴:这是非常偶然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大约是1975年,出版社的副主任带人来学校,希望我们编李商隐诗选,因为其他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诗人都有诗选了。这就是我研究李商隐的缘起。跟我合作的余恕诚先生,他的重点是搞整个唐诗研究,但我耽误时间太久,年龄又大一些,所以我觉得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开,就很无奈地压缩战线,把它压缩到这么一个很狭小的阵地上。

        但是真正看了那些注文和材料后,从观点到材料到作家的生平,到作家的作品的系年,这里面问题还是很多,尽管唐代诗人里除了李杜韩柳以外,研究最多的就是李商隐。所以我当时就想先做李商隐的诗歌集解,因为说法太多而且互相矛盾,有的非常离奇,走火入魔的也有。正好我1979到1981两年没有课,在这之前一些基本的材料都搜全了,就把初稿写完了,大概有一百五十万字,然后请余先生一篇一篇看,看时用铅笔在上面做一些记号,我们两个再分头来干。1983年递交的稿子,到1988年年底才出来,等我拿到书已经是1989年了。

        记者:那李商隐是您最喜爱的诗人吗?

        刘学锴:从喜爱来讲,我受林庚先生影响比较深。他喜欢盛唐诗,连李杜二人也是喜欢李白甚于杜甫。我当然也喜欢盛唐诗,以前甚至也想搞王昌龄集的校注,但已经把李商隐的诗集整理出来了,那时年龄又大了一些,无可奈何,只好缩小战线、不及其余,继续从事李商隐的研究了。李商隐的诗歌集解出来以后,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像江乡赠刘蕡诗这样的疑案,从岑仲勉先生提出疑问以后,一直没有解决,又极大地牵涉诗文编年和阐释的相关内容,所以我研究的兴趣也就比较大了。而且以往有人特别是明代人喜欢贬低李商隐,认为他的作品非常隐僻,隐僻到好像不能读懂,我不是这个想法,我觉得不能要求好的作品都是那种一读就能懂的。像无题诗,并不是很难懂,前后次序调一下关系也不大,但是从文字上来讲,用典并不是很多。

        当时正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过去李商隐的地位被压得很低,但事实上,他的诗不仅艺术特色鲜明,而且传统题材每个方面都有传世之作、一流之作。对这样的作家作品重新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之后,我又把已经收集好的材料请余恕诚先生看,整理成资料汇编,后来又独立完成了李商隐文的编年校注,收获也很大。原来我以为只要注疏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为此我已经发了不少文章了,因为借助诗和资料汇编还有文的校注,写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最后李商隐的传论只写了两年,后来正好流行写接受史,我就把这方面的内容也写完了。

        记者:您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没有一些总结呢?

        刘学锴:我肯定是那种最保守、最没有新意的。林先生确实对我启发很大,因为我从本科起就经常去向他请教,每次他就点起一根烟侃侃而谈,谈他对作品的感受,这方面我受林先生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像《唐诗选注评鉴》,在高校是不能拿去评职称的,也不算任何科研成果,但只要初学的人读了之后觉得有些收获,那么我就感到很满意了。

        我之所以没有采取评点式的方式,是因为那样的要求比较高。古代真正精彩的评点,可能就是一两句话,但是你要消化的话,就是一大篇文章。“神韵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说得非常清楚,所以我采取的是比较老实的方法——有一点感受,我就随文书写,看到一个地方写得还不错,我就加点文采多讲几句。

    学术人生随想

        记者:您是知名教授,带过很多学生。当年北大名师会聚,您就是跟着这些老师学习的。从求学的自身经历和教授学生的角度来说,您认为一个学生应该怎样读书呢?

        刘学锴:这个问题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就很难回答了,因为我耽误了近20年。《文学评论》上刊发了一篇张伯伟教授写的新中国70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他把上世纪90年代作为分界点,把这70年分成了两个时期,这一点我也很同意。我们虽然前后两个时期都在做研究,但整个路数基本上属于前一个时期。我们这一代人大体上都是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专家,其实连专家也很难说,因为你搞的那些东西有一些到现在还不懂。所以90年代有博士学位以后成长起来的这批人,我们跟他们是没法相比的。他们读的书多,时间也多,各个方面条件也好,视野也宽,接触到的西方理论也比我们好。当然,现在也有对人比较约束的东西。我总觉得,对搞人文科学的人,不能像对自然科学的人那样管理。现在北大相对比较自由,他们还能搞代表作制度,其他很多学校都不允许,你不申请到像样的课题,你几年没有成果,那你就要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我觉得这个不好。人文科学需要积累。

        记者:确实,教育部门和各高校科研单位也在逐步改善现状。但是实际上作为现在的学生,通常会比较迷茫,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一个好的读书方法的训练。在这方面,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指导意见?

        刘学锴:这个题目太大了。现在跟过去时代不一样了,过去是讲书香门第,现在试问有几个书香门第?没有。因为过去的人学习的面本身就很窄,你就叫他读《十三经注疏》,他也不是没有条件,但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小学、初中到高中毕业一直到考进大学,没有太多时间念书,所以书香门第的问题根本就不现实。即使进了大学从头读起,读通《十三经注疏》也是不可能的,除非能保证活100岁而且80岁以后还能开花结果,这个没有人敢冒险。但是最精要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也缺乏,《十三经注疏》除外,《老子》《庄子》等书得了解的,这些篇幅也不大。这样源头性质的文献假如说你一点都不知道,那你搞任何一段的文学研究都很困难。我从1978年以后招研究生也有这个问题,阅读面仅盯着专业,比如我搞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就把这一段的背景翻一翻。我的学生邓小军算是读书读得最多的一个,作为他的老师,我读的书绝对没有他多。除了本方向的书,他还读了很多先秦的书,但是这样的学生绝迹了。另外,过去像我们这些人,不管其他方面条件怎么样,至少我对文学有兴趣,那时候搞文学也好搞理科也好,待遇都差不多,不存在收入悬殊的问题。但现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一样了,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就更不用说了,这样一来,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比如我教的某届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报考师范大学研究生,没有一个人把中文系当作第一志愿。不管自己是不是喜欢中文系,但他绝对不念中文系,他们现在从事的都是金融、经济方面的工作,这就是社会风气的变化。人文科学本来就要有很深的积累,像钱锺书那样的学者,现在基本没有了。

        记者:现在社会上偶尔也会泛起“一代不如一代”的声音,这种声音也从社会渗入学界,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刘学锴:不能那样要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不同情况。能够卓然领衔于一个时代的学者,只能作为一种奢望。万一哪天有一个人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很有兴趣,而家庭环境又允许他这样全身心地去投入,也许会蹦出来这样的人物。多数人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基础和爱好选定一个稍稍集中一点的领域,长期地去专攻,那样效果会好一点。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什么文章都能写,我一方面很佩服,一方面很奇怪,因为这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这几年的杂志我都自己自费订阅,但那种让人看了能够眼前一亮的文章很少。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研究涉及的面广了,不仅仅局限于古典文学本身,也不像过去只注重那一点点历史。文化社会学也好,文化的古典研究也好,面铺得很广,好像摊大饼,饼摊得很快,最后回不来了,中心那一点文学本身的东西却没有下功夫。

        古典文学研究就某个个别的人而言,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侧重点,但整体来说,要以经典作家作品,一二流的作家作品为主。现在有些碎片化,有的对象毫无意义,也被翻出来研究。跟搞历史不一样,我到某个野外搞了一片秦砖汉瓦,可能搞出一些新成果来,但是文学作品假如本身是垃圾的话,那它就是垃圾,不可能变废为宝。现在研究生那么多,连本科生也要写毕业论文,又要求创新,只好写人家不屑于写,本身又毫无价值的东西。但这样搞下去,一个很显然的结果就是大作家大作品的研究这些年一直没多少进展。

        记者:您说的是。如果基础研究比较差,只在研究对象上作拓展,或是变换视角,这样的做法对整个研究来说不仅不是进步,反而是种退化。

        刘学锴:材料还是那些材料,解释还是那些解释,换一个角度就展示出一篇有创新性的文章了,这不是骗人嘛。我总觉得还是要从作品本身做起,无论是用老的评点的方式也好,用论述的办法也好,反正得把作品搞透,但是现在能够在这方面下功夫的人太少了。

        记者:现在社会上老是在谈论一个功利的问题,有些人对中文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觉得文学是无用的学问。能否请您谈谈,文学和文学研究在您一生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或者意义。

        刘学锴:2018年我回安徽师大参加校庆,经常有人问我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为什么从北京跑到安徽去,一去就是四十年而且也不想回来,一个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目标。我可能还是想当大学老师,而且还是中文系的老师。我在搞研究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痛苦,尽管有时候搞得非常累,因为搜集资料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但是心情是很愉快的,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喜欢,一边做学问一边欣赏,就像看戏一样,百看不厌。所以搞古典文学研究,特别像唐诗,至少我精神上很愉悦,从这方面讲我这一生没有任何遗憾。

        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还是会搞文学。在学校工作时我有个习惯,每一年我会把所有知名文学杂志都翻一遍,挑好的文章来读。我觉得有了文学之后,人的生活要丰富很多,特别是读好的作品。我不主张文学过多地宣扬那些恶的丑的东西。我觉得人性无善恶,也可以说既有善又有恶,那么,现在花那么多力量来展示恶,是自己跟自己作对,把自己降为动物。那些东西能让人产生对社会的兴趣吗?不太可能。所以,我主张文学作品尽可能表现真善美的东西,那样的话人生过得才会有些亮色。

        (本报记者 刘剑 本报通讯员 冯轶群 张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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