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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利比亚爆发国内战争，在西方多国的军事干预下，卡扎菲政权垮台，卡扎菲本人战败身死。此后的国家重建进程波折不断，国家逐渐陷于政权分裂、经济困顿和社会动荡。究其原因，十年来持续的外部干预使利比亚陷入多方面困境，也成为其当前寻求出路的主要障碍。
十年前，受地区邻国动荡局势影响，早已不满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东部民众也发起抗议示威。抗议浪潮迅即蔓延至全国大部分地区，并演化为卡扎菲政权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国内战争，最终在外部武力干预的“帮助”下实现政权更迭。然而，国家在战后并未实现预期的繁荣与发展，而是陷入分裂与困顿。究其原因，战争期间的反对派为实现“倒卡”目标不惜引入外部干预，使这场内乱质变为颜色革命。这些“召之即来”的外部干预力量在战后国家建设中成为“挥之不去”的影响因素。
在战后初期，西方大国以多种方式对利比亚重建进程施加影响。他们扶植亲西方的过渡政权，在利比亚建立西式民主制度，通过参与经济重建以分享利益，希望将利比亚打造为“听话”的附庸。利比亚陷入动荡乱局后，民众将之归咎于外来干预，更有极端分子将西方驻利机构和人员作为袭击对象。在此情况下，西方大国又对利比亚乱局选择性放弃。
政治重建是利比亚战后重建进程的第一步和关键一步。然而，西方民主制度在利比亚的“土壤”上遭遇“水土不服”，未能实现“软着陆”，而是被做成了“夹生饭”。
从利比亚国内看，尚未形成民主制度所需的基础环境。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政治制度落后，体制残缺。他所采取的民众国制度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与当代世界通行的政治治理方式严重脱节。宪法、议会、政党等民主政治所需的要素长期缺失。利比亚民众的部落意识强烈，民众唯部落首领马首是瞻。全国共有数百个不同规模的部落，其中，最大部落拥有近百万人口，最小的部落仅有不足百人。在民众心目中，部落首领比地区官员，甚至国家领导者更具威望。虽然实行了民主制下的选举，但是利比亚民众在投票表决时所依据的仍是候选人的部落属性。
从外部干预看，在利比亚推行西方民主制度是西方多国干预利比亚的重要意图。长期以来，卡扎菲独特的治国方式、特立独行的作风和乖张善变的性格都令西方大国不满和不安。他们趁本次利比亚国内革命之机将卡扎菲铲除，而后不顾利比亚的政治现实，强行在其政治重建中推行西方民主价值观，使利比亚的政治生态失衡，政权重构陷入困境。
“夹生”的民主使利比亚不仅没有实现稳定的政治建制，反而陷入政权分裂。自2014年起，利比亚逐渐形成两个政府、两个议会在东、西两地并立对峙局面，持续至今。政权分裂又为其战后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设置了重重阻力。
利比亚政权分裂后，一些西方大国和地区国家分别支持不同阵营，使得对立双方间的矛盾更加复杂难解。支持西部政府的国家主要有意大利、土耳其和卡塔尔；支持东部力量的国家主要有法国、埃及和阿联酋。这些国家的支持方式各异：有的向所支持派别提供资金和武器；有的直接派遣武装人员参战。他们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的为实现本国在利比亚的经济利益，有的为维护边界安全，还有的为服务于本国在地区的博弈。
利比亚乱局持续对其所在和邻近地区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恶化非洲的安全局势，也加剧欧洲的难民危机。在此情况下，联合国、一些大国和利比亚所在地区国家以多种方式对其冲突双方展开斡旋，力促和解。他们意识到只有利比亚恢复稳定，才能从源头上治理安全和难民问题。然而，对立双方间实现真正的和解异常艰难，至今尚未实现。利比亚的两个对立政权分别是其支持力量所扶植的代理人，利比亚国内冲突已升级为代理人战争。利比亚战后乱局使外部干预国趁机在此博弈，坐收渔利。
2020年10月以来，利比亚冲突双方出现了一些趋向和解的积极迹象。10月，两派达成“完全和永久”停火协议，至今双方都保持克制，尚未爆发直接的武装冲突；11月，双方首次实现在境内面对面和谈，并一致同意于今年12月24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12月，利比亚央行宣布境内统一汇率，全面恢复石油生产；今年1月，双方已商定一份过渡政府总理和总统委员会人选名单，为年底的大选做准备。然而，利比亚两大对立阵营对过渡政权的人选仍存在矛盾和分歧，外部势力直接和间接的干预也仍在持续。从短期看，双方仍将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对过渡政权的职位展开争夺，在此过程中不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从长期看，既定选举能否如期举行、此次选举能否真正结束利比亚的分裂状态都仍存疑虑。
今年是利比亚战争10周年，也将迎来利比亚独立70周年。自独立至今，利比亚始终没有摆脱外部干预的影响。由于其拥有丰富的能源储藏和优越的地缘位置，利比亚在独立后一直受到西方多国的掠夺或觊觎。当前，利比亚正在致力于从分裂和混乱走向和解与统一，外部干预仍是其面临的重要掣肘因素。事实证明：只有当利比亚的未来由本国人民决定，利比亚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解。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是利比亚问题的唯一出路。
（作者：王金岩，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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