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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8日 星期一

    当代中国敦煌学发展的真实画卷

    郝春文等著《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简评

    作者:刘进宝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8日 14版)

        【图书评介】

        由郝春文教授主持撰写的《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作为“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了,这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敦煌学学术史专著。通读全书,笔者认为该书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作者对中国敦煌学史提出了新的分期,即将1909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定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敦煌学的兴起及其研究领域的拓宽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敦煌学稳步发展,同时港台地区的敦煌学异军突起;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为第三阶段,这是敦煌学迅速发展的时期,作者将其定义为新时期的敦煌学;2001年至2019年为第四阶段,这是我国敦煌学发展迅速并开始转型的阶段,作者称之为转型期的敦煌学。这样的时代划分可能仍有值得完善之处,但比起以前的敦煌学史分期,应该更符合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脉络和时代特点。

        关于敦煌学的概念,周一良、姜亮夫、林家平等都曾有过讨论。1988年,笔者也曾提出“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郝春文认为这个定义比较准确,但不足之处是没有突出敦煌学的交叉学科特性,并从这一角度对敦煌学的概念或定义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指出,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这个定义既包括了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及所涉及的学科,也强调了其学科属性为新兴交叉学科。

        关于学术史的撰写,可能会有不同的标准、体例和要求,郝春文将其归结为四种:一是目录式,即将所有成果都列出来,并有简单的提要介绍;二是介绍式,即简要说明所列论著的具体贡献;三是学术史式,要分析所涉及论著的成就、特点和不足,力图展示该论著在相关研究历程和学术脉络中的地位;四是学理分析式,即在具体分析相关论著的基础上,从理论和方法层面分析考辨写出高水平成果的原因和路径。他认为,自己的这本著作“大约可以介于第二重和第三重境界之间。但有的部分也曾试图接近第四重境界。”的确,这是一本能够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在认真研读大量敦煌学论著基础上,力图从学理上分析,并将其置于学术史层面来展示敦煌学研究成绩、不足与发展方向的著作。如关于石窟艺术的研究,如果说前几个阶段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是解决敦煌石窟“是什么”的问题,现在则是要解决敦煌石窟“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作者强调“转型期有关中国敦煌学家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以介绍居多,对相关学者的学术地位、学术价值、学术理路以及取得成就的原因等方面的分析,尚待加强”。在敦煌乐舞艺术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敦煌的曲谱、舞谱的探讨,自日本学者林谦三之后,郑汝中、庄壮、陈应时等都对敦煌曲谱进行了解读,尤其是叶栋、席臻贯对敦煌曲谱的“破译”,曾引起轰动乃至争议。该书在考察国内外研究状况后指出:“国内外有关敦煌曲谱和舞谱的‘破译’虽多,但因敦煌曲谱舞谱中表示音节、韵律和动作的语言和符号没有留下时人的界定。所谓‘破译’全凭破译者个人的理解和猜想,所以诸家‘破译’结果往往差异很大,难以取得共识。”

        敦煌文献是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整理、释录敦煌文献,使其能够被一般读者或学者方便使用,是敦煌学界的重要任务。从目前来看,敦煌文献的校释整理主要有三种范式:一是张涌泉策划组织的《敦煌文献合集》工程,即通过全面核查,将所有汉文佛经以外的敦煌文献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进行整理,在分类、定名、缀合、汇校的基础上进行释录。二是郝春文策划组织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即按馆藏流水号对敦煌文献中的非佛经文献进行释录,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遗漏,也弥补了分类释录的不足。三是按分类校录的办法对某类敦煌文献进行汇校释录,如《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等。虽然敦煌文献的整理刊布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还有许多重要工作尚待完成。对此,郝春文指出,敦煌文献的图版需要升级换代,即要用高清彩色图版或红外摄影图版替换原来的黑白图版。当然,这既需要国际合作,更需要敦煌学专家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

        到20世纪末,中国学者完成的分类校录本已经涵盖了敦煌文献的重要方面,同时在敦煌学研究的许多重要领域都出现了总结性或开创性的论著。由此本书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际敦煌学多数前沿制高点都被中国学者占据了,完全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需要加强或努力的方面还有不少,正如作者指出,“从整体上看,研究比较深入、比较全面的专题还不够多,许多方面有待加强,不少方面有待展开”。如归义军的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研究相对深入,但佛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还需要投入力量。又如在民族文字尤其是死文字方面,需要加强发言权,而敦煌学经过百年发展之后,在研究范式、重点、内容等方面都遇到了一些困境,“这种困境也推动了很多学者深入反思敦煌学的转型”。但何谓转型,如何转型?则是中国敦煌学界不得不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作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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