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情】
2020年12月14日,95岁的黄宗英走了,她走得安详,她同赵丹、冯亦代在天堂相聚了。
我认识宗英,是在她与冯亦代于1994年结婚之后,那年亦代81岁,宗英69岁。因为亦代是我的挚友,所以宗英也成了我时常交往的好友。这些天,我重新检读宗英写给我的几十封信,桩桩往事又清晰地浮现在脑际。亦代的儿子冯浩曾对我说:“多亏宗英妈妈,我父亲才得以多活十几年。”我赞同这样的看法。亦代与宗英的黄昏恋,是一段动人的恋情,也让人看到了两位文人在相知相守中,对文学终身不辍的追求。
许多人都想知道,赵丹逝世后多年,宗英何以会想到嫁给亦代?我也曾半开玩笑地就这个问题直率地问宗英,她说:“赵丹说过,二哥(他们对亦代的昵称)是位好人,早在抗战时期在重庆时,二哥就利用造币厂厂长的身份帮助过许多进步的文化人士,没有二哥,当时很多文艺界人士很难在重庆立脚。二哥对安娜(亦代亡妻)更是百般的好。现在二哥老了,我嫁给他,算是表示‘临终关怀’吧。”亦代听了,只是在一旁儍笑。宗英这话看似玩笑,但我深知,她对亦代的“临终关怀”的确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宗英入藏采风归来,患上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后遗症,时常呼吸困难、咳嗽、失眠,但她依然抱病张罗着亦代的各项起居生活。病人侍候病人,其艰难可想而知。亦代要住院治病,宗英动用各种人情关系想方设法让他住进条件较好的病房。接下来又要处理医药费的难题。亦代自己没有什么积蓄,然而有不少特殊医疗费用需要个人负担。为此,宗英先找黄苗子和郁风借来3万元,随后又向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借了5万元,才勉强度过那次住院难关。亦代患病后期,很奇怪,他把普通话全忘记了,只会讲上海话,这时宗英又当起了亦代的上海话“翻译”。有一次我特意带了两只即食的上海三黄鸡到中日友好医院看望亦代,宗英一见高兴极了,立即借来刀子,开封切块喂给亦代吃。目睹此情此景,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亦代晚年能有知己对自己如此“临终关怀”,何其幸哉!
亦代与宗英琴瑟和谐,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一根精神的纽带,那就是对文学写作的热爱——文学让他们惺惺相惜,也给他们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活力,增添了浪漫的色彩。两人婚后,亦代继续书写他那特色独具的散文,重版了他的《龙套集》,宗英也出版了《上了年纪的禅思》《故我依然》《卖艺人家》等6部散文集。老两口还合作出版了《归隐书林》《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命运的分号》等文集。
有件事更表现出宗英对文学的执着。那是1998年,我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磨”黄宗英写序》,讲述了我约她为英文本《中国女作家散文集》写序的故事。她看到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见你的‘磨’,恰恰是亦代和我正商量‘磨’你,是心灵感应吧。……我俩都是书和笔的长工,呼吸不止,难以解脱这生死雇佣关系;一天不看书不动笔,不进行文学思维,则仿佛三魂七魄都归不了窍。所以亦代让我写信跟你商量,看能不能赏点儿翻译英美文学的活儿干干,冯主译,我做下手,试试看。如此,不作为任务,也不发预告,悄悄地让亦代能重新拿起译事。……作家只有能运笔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生。失去创作的心气和愿望,光靠药,简直活不下去。你理解。”亦代在信后也用颤抖的手歪歪斜斜地写道:“关心我的是你,说不出的感谢。原以为一病之后终将成废人,但心有不甘。……你交下的工作,不知我能做否?我一定尽力做好。可怜我已只有原来冯亦代的1/4了。”宗英为了搞翻译,还特意委托我替她购买一本新版《韦氏英汉双解辞典》,很遗憾,当时国内还没有新版,这件事我没办成。
另有件事我也有负宗英所托。宗英对亦代的亡妻安娜一直十分尊敬,在亦代患病期间,宗英一再努力张罗,希望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二期的建造中,能够设立一个冯亦代和安娜的译著展室,但迟迟未见进展。为此,她曾致信给我,托我向季羡林先生反映,希望季老能给现代文学馆多介绍一下冯亦代和安娜的译著成就。因为我人微言轻,这件事我没帮上她的忙,想想总觉心中有愧。
宗英虽自身患病,但仍乐此不疲地为亦代整理历年的创作目录、书信文稿等相关史料。即使是2003年“非典”期间,在亦代的原住处“小西天”解除医学隔离之后,她立即离开自己百余平方米的大屋,回到“小西天”狭小的居室,窝在旧书报的“垃圾堆”中,坚持着枯燥的整理工作。2003年6月5日,她还特地致信我:“如果果真我干不了这活儿,已立合法遗嘱,委托人民日报文艺部学者主编、中外文学史专家李辉和藏书家姜德明二人代办——可邀人一起整理出来。若邀到你,你别推辞,至少你特理解知晓冯亦代在中国翻译事业上的作为。”后来我未参与整理工作,但听说《冯亦代文集》和《黄宗英文集》相继出版。
斯人已逝,然而黄宗英与冯亦代的这段黄昏恋佳话,无疑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作者:李景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