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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高三学生。两个月前，我创作的历史小说《海棠落日》正式出版，时至今日，我依然沉浸在喜悦中。诚然，这个小小成就的背后有我的努力，但更离不开家庭的鼓励、学校的培育与社会的滋养。
与宋庆龄故居结缘非常偶然。
儿时的我与现在判若两人。从上幼儿园起我就内向安静，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所有老师给我的评语几乎都是“有思想，但过于沉默”。
一次妈妈翻阅报纸时看到关于宋庆龄故居“小先生”的介绍，为了锻炼我的交往能力便替我报了名。“小先生”就是志愿小讲解员，初来的“小先生”一般都从故居花园的景点讲解开始，讲解词满满三页半纸。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询问别人是否需要讲解时的情形，我紧张得直冒冷汗，在心中反复确认已经把讲解词背得滚瓜烂熟后才敢怯怯地走上前。非常幸运的是，大部分游客都很包容，有不少人都给予我鼓励和表扬，我也从最开始不敢直视别人眼睛、只能生硬背诵，逐渐变得越来越放松，可以放开胆子做些随性发挥。故居的老师们非常宽容和气，他们对待小志愿者的亲切，对待游客的友善影响了我。宋庆龄故居就像是一所社会的课堂，教会我如何待人接物、与人相处。没有讲解任务时，我们可以自由地玩耍。院子里的两株海棠树是最让我迷恋的景致，我常和小伙伴一起在海棠花下闲坐。或许，我对宋庆龄故居的深厚感情和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就是在那时埋下的。
小学五年级的转学让我彻底发生了改变。老师们给予学生最大的包容，上学的每一天都是开心的，我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升入六年级，语文老师委托我们几个同学创办班刊，让我第一次发现了写作的乐趣。老师还鼓励我们自己审阅稿件，将同学的好文章筛选出来编辑排版，打印成刊。虽然班刊只办了两期，但它给了我一个窥探文学的窗口。老师并没有因为六年级学业较重而强制我们放弃爱好，相反，他鼓励我们写作，常常津津有味地品读我们的作品，并提出中肯意见。
我很幸运，在初中也遇到了许多好老师。我的数学成绩一度在班级垫底，数学老师从来没有表现出焦急或失望，她甚至没有把我的成绩告诉我的父母。而是每天晚上给我发几道习题，之后耐心讲评。有一次我数学考试上了80分，她比我还兴奋，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妈妈，再三嘱咐妈妈无论如何也要表扬我。在老师“数学小灶”的滋养下，我从一个数学差等生变成了语数英三科的尖子生，考上了学校的直升班。作为班主任，她更是看到我在文科方面的长处，把文艺活动策划、访谈主持人、诗词比赛、升旗发言等“大任”都放心地交给了我。虽然学校的资源十分有限，但老师们总是倾尽全力给每个学生最合适的机会，现在想来依然觉得温暖。
我是在初中二年级开始《海棠落日》的写作的。报名参加学校文化节的历史小说比赛后，我脑海中浮现出在宋庆龄故居所了解到的背景知识，便决定用故居在清代五位主人的故事讲述清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写出了两万字初稿，获得学校比赛的一等奖。
高一时，我决定扩写这部小说。父母非常支持，为我买来了《清史稿》《通志堂集》等大量书籍文献，陪我一起阅读、探讨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在父母的陪伴下，我啃下了许多生涩难懂的繁体字资料，阅读了众多历史人物写的诗词、日记。这些历史资料是搭建小说框架、塑造人物性格最重要的参考。
在家庭中，鼓励与尊重一直是我前行路上最大的动力。从小学到高中，父母从未给我报过补习班，他们鼓励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初三时，我决心将人类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又发现当时国内开设人类学的高校并不多，便决定出国学习。为此我必须先退出直升班这个保险箱，考取其他学校高中的国际部。对于这个冒险的决定父母毫不犹豫地支持。国际部前两年的课业非常繁重，我花费许多时间在看书、写小说上，他们并不责怪。他们从未要求我成绩达到什么标准，却经常和我一起讨论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课程，鼓励我从兴趣出发提高学习能力。假期，当许多同学在补习班奔波时，父母和我一起看书、旅游。他们坦然接受了我严重偏科的事实，力所能及地支持我去做想做的事情，在我遇到困难时陪伴我渡过难关，这种亲情的陪伴温柔而又坚定。
好的教育润物细无声。在《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中，因为与众不同而被退学的小豆豆是幸运的，因为她遇到了巴学园。我也是幸运的，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自己的巴学园，将我从一个不敢开口说话的孩子变成参加过三次英文辩论赛的人，也让我有机会依从自己的兴趣进行了历史小说的写作。
人们常把教育者比喻成园丁，我认为他们更像是雕刻师。每一块材料都有自己独特的性状，他们要了解材料，为它进行特殊的设计，还要付出十足的耐心，才能创作出一件完美的作品。每一件作品从还是材料时起，就注定与众不同，就像每一个孩子生来都独一无二一样。
社会、学校和家庭都是教育者，也都是雕刻师。我要感谢宋庆龄故居的老师们、我在小学和中学遇到的老师们以及我的父母，他们给予我快乐和自由生长的空间，没有试图改变我，而是让我发展自己的兴趣，成为我自己最想成为的样子。愿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心中最好的作品。
（作者：何佳舒，系北京市第二中学国际部高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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