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引我前行的是国家发展需要

    讲述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郝吉明

    我1946年出生在山东梁山的一个贫穷乡村，1965年8月，揣着仅有的10元钱来到清华大学，从此，便把一生的壮志理想都留给了这所学校。1978年，经过层层选拔与考核，我坐上了改革开放后研究生教育和出国留学的“头班车”。1981年1月获硕士学位后，授业恩师李国鼎先生即刻把我派到太平洋彼岸继续深造。虽然面临着年龄偏大、语言障碍严重、基础知识薄弱等问题，我还是依靠刻苦勤奋，3年后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并返回祖国，成为清华大学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美国回校任教的博士。在清华环境学科创始人陶葆楷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肩负起推动清华大学“大气污染与控制工程”学科建设的任务。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大气问题主要是燃煤排放二氧化硫导致的严重酸降问题，我带领年轻团队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研观测，揭示了土壤和地表水酸化的关键过程，提出了酸沉降三维临界负荷的新理论，为后来国家提出二氧化硫和酸雨“两控区”划分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我们还制定了从源头到末端的二氧化硫控制技术手册，促进减排措施落地。

    20世纪90年代，我国汽车制造业刚刚起步，未来机动车保有量势必增多，机动车排放将成为北京最重要的大气污染源，夏季臭氧超标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受北京市政府委托，我带领团队进行了北京市机动车污染的前瞻性研究，提出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是最有效的控制措施。当时这个观点受到汽车行业的质疑和反对，然而，我们并没有退缩，用细致扎实的调研和可行性分析，率先在北京推动国一新车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并迅速在全国推行。从2001年7月全国实施国一排放标准至今的短短20年，我国机动车排放标准已经实现了从国一到国六的跨越，基本与世界上最严格的法规体系接轨，我们团队也因此获得联合国环境署2018年“清洁空气与气候奖”。

    2013年我国颁布并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我们自主研发了燃煤电厂脱硝催化剂，产业链完全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和市场垄断，推动燃煤电厂实施全球最严的超低排放标准。在钢铁、水泥等非电行业，我们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排放同样达到全球同行业最低水平。2018年后，我国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我们团队承担京津冀“2+26”城市中9个城市的一市一策跟踪研究，推动具体控制措施落实到每个企业。

    我经常对团队说，力量源于责任，精神贵在坚韧，勤奋铸就精品，务实才能求真。青年科技工作者只有锚定国家发展需求，面向国际前沿，才能做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这件大事。

    今年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收官之年，作为环境科技工作者，我们肩上的任务还很重。我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还要为美丽中国建设多贡献力量。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张胜、詹媛、王胜昔、王斯敏 光明网记者 战钊、蔡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