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乡村精神现场的纹理

    百年来，乡村一直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面对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文学当然不能失语。但是，如何精准把握时代的精神光谱，如何理解处在崭新历史关口的乡村和农民形象，是对每一个写作者的严峻挑战。朱朝敏的《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5月出版）讲述了湖北枝江百里洲的十二个脱贫故事，从扶贫干部和扶贫对象的日常生活中探究乡村和农民命运的变迁，在展现巨大扶贫成果的同时，重点聚焦乡村的精神现场和心理现场，这是当下乡村叙事的重要收获。

    百里洲是朱朝敏的故乡，也是她文学的故乡。这个位于长江水中央的沙洲，曾因盛产棉花和黄花梨富庶一方，却受制于交通和资源，未能跟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代步伐，逐渐陷入贫困。对朱朝敏来说，书写百里洲的扶贫故事，也是一段溯源故乡的亲近之旅。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她童年的记忆，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辗转在她的家族或朋友关系里。不过，她并未停留在乡愁的幻象里，离乡多年后再次以作家和扶贫干部的身份踏上这片土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微妙距离感正好构成反思的空间。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忠实的记录者、聆听者和受惠者，这种身份意识让她有效避免了高高在上的俯视和过分情绪化的宣泄，最大限度呈现出乡村生活的原生态，便于穿越表象发现乡村在历史变革中的困惑与奋进，在细节中感悟那些被忽略的真善之美和人性之光。

    在长期的帮扶下，百里洲农民物质上的贫困已经得到显著改善，但他们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变得更为紧要。《塔灯》中的杨勇多年来一直都纠缠在寻找失踪的老婆这一魔咒里，“被时光洪流隔绝在彼岸，从身体到心理到记忆，全部滞留在一九八六年”。《好人周建波》里原本勤劳善良的周建波，因中间商的意外车祸欠下村民三十三万棉花钱，满怀内疚。此外还有《钟声》里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从前的暴风雪》《棉花之殇》《风又吹》里老人的孤独处境，以及《多雨的九月》里老年人的情感需要。这些问题直接关乎农民的内生力量能否被激活，是乡村实现全面脱贫和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朱朝敏意识到，“只有心灵才会发现心灵”。唯有懂得和将心比心，切身感受他们心灵深处的疼痛，提醒人们要不断创造条件优化乡村社会生态。当人物的精神现场被置于叙述的中心位置时，他们是极具生命质感的鲜活人物。

    在第一人称“我”的讲述中，故乡那些朴素的人性、人心，常常促使“我”反观自身，那些农民对生命尊严和人间大道的坚守，则让“我”一次次为之震撼。《沉默的羊子》里杨凤英哪怕再苦再累，她眼睛里都闪耀着“清亮的光芒”，胡昌祥不遗余力帮助嫂子，哪怕被流言蜚语误伤也毫不在意，原来他们心中都供奉着村口的那对石羊，朴素的信仰里包含着感恩的民间大义。包括《后遗症》里坚忍的李桂香、《从前的暴风雪》里倔强的杨春天，在“我”眼里，他们不仅是被救助的对象，也是“我”和所有帮扶者的一面镜子，映衬出包括“我”在内所有灵魂里的“小”来。他们心里的精神小庙是如此强大，劳动者的力量和尊严永远不容低估。他们于苦难中依然坚守人性光辉和博大情怀，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意志。

    扶贫工作的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帮扶干部的努力，正如朱朝敏在自序中说的那样，“帮扶者和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就在他们拉手的一刻，两者便融合成一个动词：“脱贫”。比如，《养蛙记》里老王为了给老赵父子壮胆、暖心，不得不投钱入股养殖青蛙，好不容易养大的青蛙又因为养殖经验不足存在安全隐患，经受种种委屈仍初心不改。他们无一不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最能体会那些贫困户的难处和需要，正如同为帮扶干部的朱朝敏在后记里所说：“我们互为依靠、互为扶持、互为见证时，我们的整体‘人民’一词，才有机会被呈现出浩瀚的态势。”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帮扶者和被帮扶者携手一起改变着乡村大地的面貌，体现出精准扶贫战略下外在帮扶和内生力量融合的强大效应。

    朱朝敏深知只有脚踏大地，与农民血脉相通，才能用文字凝聚一个时代最深刻的记忆，这样的写作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性立场。她以在场的方式记录，讲述典型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她对乡村精神现场的深度开掘，触摸到乡村内部的问题症结，以贴近现实的姿态完成了一次真诚的返乡叙事，这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更是一个写作者的良知。

    （作者：李雪梅，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