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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红山文化”，您最先想到什么？
在国家博物馆北9展厅外，记者随机问了几位观众。C形龙、玉猪龙、牛河梁被提及的次数最多。还有呢？走进展厅，“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给出了更多答案。
礼重在祭
红山文化是距今约6500至5000年辽河流域最著名的考古学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辽宁阜新胡头沟墓地、喀左东山嘴建筑群址、朝阳牛河梁遗址、凌源田家沟墓地群、朝阳半拉山墓地等重要遗址的相继发现和发掘，红山文化的面貌日益清晰起来。
一进展厅，三件独立展示的玉器——玉玦形龙、玉斜口筒形器和玉勾云形器出现在眼前，其独特的造型立刻激起观众对红山文化的求知欲。
展厅里有不少人物、动物塑像等与原始宗教崇拜有关的展品。人像既有泥塑和陶塑，也有石雕和玉雕，形体大小不等，写实性均较强。专家说，它们是红山先民祭拜的对象，可能是崇拜的祖先、神或与神沟通的巫者形象。展柜里有一件泥塑人像的耳朵残块，大小约为真人耳朵尺寸的2倍，出土于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内。经过拼接，它属于一座盘腿正坐的神像。
展柜中还有一件小型陶塑女性立像，很是生动。虽然头部与右腿缺失，但凸起的双乳明确了性别。她双臂收拢贴于腹前，腹部微隆，背部向内凹，两侧有弧形线条。特别是残存的左脚还穿着一只中筒靴，形象极为写实，反映了当时红山先民的生活风貌。
除了独具特色的玉器、陶器，在多处红山文化遗址都发现了祭坛遗迹，尤其是在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具有礼制雏形的“坛庙冢”祭祀建筑群，这是等级最高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1986年7月25日，本报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展厅里，观众可以通过展板上的图片和文字清晰地看到，红山文化的祭祀建筑在布局上是南北轴线分布，东西对称、前后方圆对应。北部是庙，南面是圜丘式的祭坛。
红山文化祭祀建筑群的布局，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直到明清的北京城还是采用这种中轴对称的布局；同时，北面太庙（现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面天坛，且是圜丘式的祭坛，不就是典型的“北庙南坛”吗？
玉出红山
正如展览的名字“玉出红山”，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形态各异的精美玉器。作为新石器时代玉礼器的典型代表，红山玉器与原始宗教密不可分。
展厅里复原了牛河梁遗址的一座中心大墓。墓中随葬了7件玉器：墓主人的头部两侧各放置一件玉璧，右胸放了一勾云形器、一只玉箍，右腕套一玉镯，双手各握一玉龟。专家推测，大墓的主人可能是掌握神权的巫者。
红山文化的玉器种类繁多、造型丰富，可分为20余种。其中以环、璧、斜口筒形器、勾云形器，以及动物形器数量最多。而玉龙是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龙中，C形龙知名度最高。作为已知红山文化玉龙中体型最大的一件，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碧玉C形龙也现身展厅。尽管它颇为低调地靠墙摆放，但“中华第一龙”的美誉仍使展柜前观众扎堆。
C形龙的对面展柜里，有几件人们常说的“玉猪龙”，其实它们的学名是“玉玦形龙”。其中一件来自牛河梁遗址，是此类玉器中体形较大、形制规整的。贴近就不难看到，它的身和头蜷曲成玦状，但并未像玉玦那样断开，而是首尾相连。猪首形象逼真，肥耳、圆眼、阔嘴，吻部前突。而它最卓尔不群的是，在微微张开的嘴里还刻画出了獠牙，这使它成为目前唯一有牙的玦形龙。这类玉龙的头，原先认为是猪的形象，但现在亦有学者认为是熊首。
红山遗址出土的玉鸟也不少，多为正面展翅造型，但有一件也是出土于牛河梁遗址的玉凤却是“侧面像”。淡绿色的它，曲颈回首，长长的喙与上扬的翅膀相接，似乎在整理羽毛，神态极为生动传神，显现着百鸟之王的不凡气度。正当记者还在为牛河梁遗址同时出土玉龙与玉凤而感慨时，一块龙凤同体的玉佩不动声色地“冻”住了记者的脚。这件玉龙凤佩，在一块长仅10厘米的玉片上，分别用浮雕和阴线雕刻的方式，雕出龙和凤的头部，而身体简化，互相缠绕。这般设计，即便放在今天，亦可赞为极具巧思。
来龙去脉
精彩的红山文化并非横空出世，而是传承了本地区前红山诸文化和相邻地区较早文化的因素。比如在距今约9000年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新石器时代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与红山文化相似的玉璧；而展柜里一块不起眼的龙纹陶片则告诉观众，龙的形象在早至兴隆洼文化时就已出现。
距今8200年至7200年的兴隆洼文化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其在居住与埋葬习俗、陶器形制、玉器工艺，以及对祖先龙和动物的崇拜等方面，都对红山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兴隆洼文化的“石雕神人碑形器”，是一块打磨平整的长方体石块，与成年人手掌差不多大。石块正面上部中心刻着一张人脸：圆眼睛、弯眉毛，鼻子刻成山的形状，嘴巴是一条窄而直的水平线，嘴的两侧有上下交错的獠牙，不由得让人想起陕西石峁遗址中的石雕神面形象。人脸两侧还各有三个近似蛇形的“S”纹。专家介绍，这是一张神化的人面，体现了兴隆洼文化先民的信仰观念。
红山文化也与同时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广泛交流。仰韶文化（距今7000至5000年）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重要文化类型。在河北蔚县，不但发现了具有红山文化特点的彩陶器，而且发现了典型的仰韶文化的彩陶，反映出这两种文化在桑干河上游地区的交汇与整合。
在山东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至4600年）和安徽凌家滩文化（距今5600至5300年）中，都发现了与红山文化玉器相似的器形。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其玉人、玉龟、玉璧等与红山文化的同类器物存在极大的一致性，而且两者都有玉龙、玉凤等形象。展览中有几只红山文化的玉斜口筒形器。它们曾因用途不明一度被称为“玉护臂”或“马蹄形器”等，后发现在墓葬中它们大多置于墓主头骨下方，因而被认为是戴在头上的法器。随着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了与之形制高度相似的占卜工具，其功能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而这亦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南北地区的史前诸文化已经有所交流。
展览也用多件文物说明红山文化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比如，距今4000至35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鬲上，绘有精美的红黄两色兽面纹，这就是承袭了红山文化玉器和彩陶的因素，而且对商代青铜器饕餮纹的形成有所影响。
人们较为熟悉的良渚文化，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及杭州湾地区，其最大特点就是出土大量的玉器。除了展览中的玉璧，还有玉琮、玉铽等代表性器型。与发达的玉器相对应，良渚文化还有高规格礼仪建筑和祭坛。这一点亦与红山文化类似。
展览结尾处，记者问一位大学生模样的观众：“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红山文化，你想说什么？”他略加思索后说：“文明曙光！”
（本报记者 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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