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于战国的文章谱系

    漫步于战国时代，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政治急剧动荡、社会思潮汹涌、文化波澜起伏的情境。纵横其间的战国士人思想敏锐，激情张扬，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亦挥翰洒墨，各擅胜场，由此产生了诸多式样各异的散文作品，并逐渐形成比较成熟的文章谱系。这一谱系代表的何止是文体意识在早期文章母体中的躁动，更多的应是早期文学对于后世文章作宪垂法的规范能力。战国的文章体类，大致可以区分为著述文系、告语文系和记载文系三大类别。

    一是著述文系。战国著述文系主要包括论体和说体。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将议、说、传、注、赞、评、叙、引统称为论体，并认为它具有“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的特点。战国诸子著述多为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他们的文章多属论体。战国论体文依据体式的不同，可区分为语录式、对话式、寓论式、专论式和解注式等。其中对话式文章又可区分为普通式、问答式、问对式和设问式四种。专论文根据论证方向的不同，也可区分为正论和驳论，难体则是驳论文中特殊的一种。如《荀子》之文多从正面证明自己的观点，应属正论；《韩非子·难一》等篇则展示了驳论的魅力。战国说体文同样数量众多，可以区分为游说、传说、小说等类别。游说文主要见于《战国策》《庄子·说剑篇》等，所述内容多为战国纵横家游说君王的言行事迹。传说文常见于《韩非子·说林篇》和《储说篇》，其内容多属“道听而涂说”的轶事趣闻或历史故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认为小说的本根“在于神话传说”，《穆天子传》就是典型的例子；《晏子春秋》则是一本以记人为主的短篇小说集。战国诸子的核心思想正在这阐幽发微、仪态万方的论说文中得到充分展现。

    二是告语文系。战国告语文系主要包括诏令、奏议、祝盟、书牍等文体。诏令属于上告下类应用文。刘勰《文心雕龙·诏策篇》：“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在处理行政事务时称命令，处理法律事务时作律令，处理军事事务时为檄文。命令可分三种：赏赐与任命为赐命式，一般包含说明任命原委、宣布任命、提出要求三部分，如赵武灵王《与周绍之命》；要求下级臣民做某具体事务的属旨令式，如燕昭王《且因子事齐令》；向下级臣民宣布决策的属知照式，如赵武灵王《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令》。律令分为临时律令（“令”）和永久律令（“律”）两种，战国临时律令包含了针对对象和惩处尺度两大要素，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有吴起发出的三个命令，《商君书·更法篇》及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等则属永久律令文。檄文是具有声讨、征召和晓谕功能的军中文书，《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的檄楚文是战国檄文的代表作。奏议属于下告上类应用文。战国奏议类文统称上书，但依据功能的不同，也可区分为谏、议、对、章、奏、表等类别。谏体旨在谏诤，如《邹忌讽齐王纳谏》方式巧妙、格调高雅，堪称古代朝臣讽谏的经典作品。议体旨在议政，汉蔡邕《独断》卷上：“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意者，曰驳议。”如《战国策》载张仪与司马错共议于秦惠王前的两篇文章，文急气盛，常为后世所注意。对体旨在对答，战国对体文也不乏高超之作，如《战国策·楚策一》载莫敖子华《忧社稷者对》篇幅宏大、词采激烈，篇末暗含讽谏，文法上与大赋颇为类似。表体旨在陈请，如《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上燕昭王表》情理并举，令人慨然。

    盟誓祝诅属告神类文体。《周礼·春官宗伯·诅祝》：“诅祝掌盟、诅。”郑注：“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诅主于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诅。”盟誓有载书，《礼记·司盟》郑玄注：“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册府元龟》卷二五二《列国君部·交质》：“战国之时，诸侯并争，干戈日寻，变诈蜂起，既失盟誓之信，乃有交质之约，或因危以结好，或匿诈以图利，绨结未已祸败随焉，虽其至亲，无所顾惜。”《华阳国志·巴志》载有秦昭王与巴人会盟的载书，类似合同，神鬼意味已较单薄。《战国策·秦策二》载甘茂《拔宜阳誓》，文风刚健，令人动魄。出土于陕西华阴市的秦骃玉版文为我们展示了战国祝祷文的风貌，北宋年间发现的秦人所作三篇《诅楚文》则为我们提供了战国诅文的大致风貌。书牍文在古时又称“尺牍”“启”“笺”“帖”“札”“函”等，有公牍与私牍之分。《战国策·燕策二》载乐毅《报燕王书》堪称战国书牍文之经典，主父偃、曹操等每次读它都怅然流涕。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木牍中，保留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两封家信，意义尤显特别。战国告语文系体例多而不乱，时人清晰的文体意识由中可窥一斑。

    三是记载文系。刘熙《释名·释典艺》：“记，纪也，纪识之也。”战国记类文依据所记内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传记和典记两种。传记以记人事为主，根据体例的不同，又可区分为列传式、编年式和纪事本末式三种。《战国策·赵策一》《韩策二》《燕策三》分别记载豫让、聂政、荆轲三位刺客的列传。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编年记》，逐年记载了自秦昭王元年（前306）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秦统一六国的历次大事，属编年体；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春秋事语》则属于纪事本末体。典记以记载典章制度为主，据传成书于战国的《礼记》，以及《吕氏春秋》中的许多篇章，都是战国典记文的代表作。这些文章常以时间先后、位置远近、地位尊卑等作为行文顺序，或并列，或总分，有时多条逻辑关系并存，却清楚分明。战国记体文往往于记述中渗入论述，增加阐释评析的话语，体现了文体上的新变。

    战国文章谱系成熟，体类大备，对于后世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战国散文文体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发展嬗变，前期散文创作以论体为主，中后期各种文体蔚为大观，体例不同、风格不一的各类文章不断涌现。总体而言，战国文章以记叙、说理为主，尤以记言类居多，记言在文章中常居核心位置。战国各类文体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行文格式，语言也总以明白达意为旨，但行文诡谲怪异、语言匠心独运的文章也有许多，各种文学表现技巧和文章体制日显成熟。日渐定型的战国文章，深刻影响到后世的文学创作，对于汉代文章影响尤其明显。例如，汉大赋直接继承了战国纵横说辞的文学风格。庄子汪洋恣肆、孟子气势浩然的文风对于以韩愈、苏轼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文风产生过重要影响，后世对问、设论、寓言均可溯源于战国文章。战国诏令在秦汉后区分为策、制、诏、敕，上书则严格区分为章、表、奏、议，其实它们的文学功能、特点和风格在战国诏奏类文章中早已出现，李斯《谏逐客书》甚至被视为后世奏议文之楷模。正因为此，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明确指出：“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章体类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基本定型，它们作为后世文章的美好范式，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依然具有深远的规范意义。

    （作者：柯镇昌，系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体理论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