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贡献光和热”

    【我的西迁故事】 

    交大西迁之时，我23岁，是个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当时中央电话通知我们，学校立即召开了校务委员会，大家热烈拥护迁校。学生得到消息后，发动长跑表示拥护。说起老师，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电机系主任钟兆琳教授。钟先生在迁校过程中非常坚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他在校务委员会上第一个发言拥护迁校，表示“好男儿志在四方”，并带领学生唱毕业歌：“同学们在校是桃李芬芳，毕业后做国家栋梁”。

    1956年9月2日，“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从上海出发，向西安“进军”。专列上挂着大横幅，写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火车经过奔腾的长江黄河，年轻的师生们一起唱响《歌唱祖国》。

    在彭康校长的带领下，学校17名党委委员，除了一人因工作需要留于上海外，其他16人都来到了西安。

    初到西安，印象中似乎只有一家面粉厂和一家很小的纺织厂，电力也还没有发展起来。当时国家有了新的工业布局，仅西安周围就有20多项：东郊是纺织城，西郊是电工城，北郊是国防工业的飞机制造厂。交大就规划在距西安古城两公里的地方，当时是一片麦地。我们夜以继日搞建设，不到一年时间，师生宿舍和一座教学楼拔地而起。

    当时校门口只有一条比较宽的泥路，公交线路也只有一条，每隔二三十分钟才来一辆公交车。路上尘土飞扬，下雨天时，公交车几乎是在泥浆里前行。即使条件艰苦，也没有对我们的工作情绪产生丝毫影响。一些教师一周要上四五十节课，大家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全身心扑在了工作上。

    我刚到西安后不久，学校便派我去留苏。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会见我们留学生时说的话：“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回国后，我就一心一意扑在课堂和科研上了。那时候很少考虑个人问题，我大学毕业时开始谈恋爱，我到西安后，她还在南京，后来我又去了苏联。我们谈了6年恋爱，聚少离多。

    斗转星移，60多年一晃而过。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到我们学校来考察。他说，“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作为当年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15位教授中的一位，我心里非常激动，也很自豪。

    多难兴邦，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年轻一代表现不俗。交大两家附属医院的几百位白衣战士逆行到武汉，为抗击疫情作出很大贡献，让人感动。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历练起来的。我们这些老同志相信，年轻一代交大人会比我们干得更好。

    60多年前，我们来到西安，在一片麦地里建起了这所以理工科为主，规模大、基础好的著名大学；60多年来，我们在西部生根发芽，在黄土地上成长，贡献着心血和汗水。最让我们骄傲的是，交大西迁后培养了27万多名各类人才，其中40%以上扎根西部，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未来，将有更多交大学子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我想，这就是对“西迁精神”的最好传承。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张胜、王斯敏、张哲浩 本报通讯员 景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