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在乎手 万化生乎身

    【艺境观象】    

    在晚明杰出的书画大家董其昌的老家——上海，一场规模空前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正在上海博物馆举办。观者云集，热闹景象仿若过节，是2018年岁末当之无愧的“不容错过的艺术盛事”。

    有人说，“看不懂董其昌，说明还未真正理解中国书画”，也有人说，“董其昌是中国书画的一把标尺”。如何理解董其昌，真正走进董其昌和他的时代？这场中国大陆规模最大董其昌书画展经数年筹备，遴选来自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海内外15家重要收藏机构的董其昌作品及相关作品共计154件（组），立体呈现董其昌置身的“时代土壤”，梳理其于书画理论、创作实践方面的师承脉络与艺术渊源，力求较为全面地展现董氏的艺术超越和艺术影响。这些来自不同收藏机构的作品，在此展逗留的时间跨度并不统一，其中一些展品展出时间很短。值得一提的是，来自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青卞图轴》正好度过了它的休养期，才得以来上博露面。

    上海博物馆是董其昌传世书画的重要收藏与研究机构，多年来围绕董其昌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次展览因作品呈现背后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也被称为一次“研究型展览”，可以视为当下董其昌研究最新进展的转化和大众呈现。

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回顾近现代百年美术史历程，无论是书画鉴赏、画史撰写和实践创作，董其昌是文人画史上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人物。”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说。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思白、思翁，原籍上海县（今上海闵行区马桥），后徙居华亭（今上海松江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作为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一代书画大家，董其昌集前人之大成，融会贯通，洞察画坛时弊，以禅喻画，及时明智地提出与倡导“南北宗论”，并在实践上充分加以印证，创中国文人画理论史上又一高峰。他拈出“笔墨”论，昭示“笔性”论，翻开了文人画创作的新篇章。董氏之后，清初四高僧、四王吴恽、金陵画派、新安画派等，乃至晚清、近代300余年画坛，大都在其理论影响之下而成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性的文人画创作高潮。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术史专业在高校设立，撰写中国绘画史成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对董其昌的关注曾活跃一时。198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曾举办董其昌书画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数十年间，规模不等的专题展、研讨会此起彼伏，文集图录较为丰富。饶有意味的是，这些活动都在大陆外进行。海外的董其昌专题展可追溯到1992年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何惠鉴主持的“董其昌的世纪”展，较近的则是2017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董其昌和他的时代”。而在中国大陆，董氏专题展长期空白，事实上，大陆学者未曾忽视董其昌的研究。

    在凌利中看来，专题展空白至今的缘由诸多，主因或可概括为四个字：“较难把握”。凌利中回忆，自己20年前入职上海博物馆，得到钟银兰和了庐的指导，两位先生都曾提示，书画从董其昌入手，可纵可横，易于理解文人画妙处。

    此次展览借用明末清初画家王鉴评价吴伟业作品之辞，以“丹青宝筏”命名，也是表达这层意思——“宝筏”，原为佛教语，喻指世间一切事物由困惑到解决所使用的方法与手段。董其昌影响并且成就了八大山人、王原祁等一大批优秀艺术家，诚如董其昌挚友陈继儒的评价：“狮子一法乳，散为诸名家”。董其昌也可视为理解中国书画的“宝筏”，由董其昌而深入，能够步入由之贯穿的文人画史等研究的茂密森林。

    “有关董其昌的研究课题，空间十分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难度与复杂性不亚于甚至超过了赵孟頫的研究。倘有可能，甚至可将其列为中国画史中的一门‘董学’，犹如文学史之‘红学’研究，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学问。”凌利中说，举办此次展览，期望于系统梳理、重新理解董其昌及其时代的书画艺术成就与意义方面有进一步的推动，成为董其昌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董其昌和他的时代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他还提出：“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上海博物馆专为此次大展布置了两个展厅，第二展厅进门处，便是模拟的书房场景，条案后悬挂一对书房联：“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

    董其昌所处的明末画坛，面临并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四：一是反思吴门画派及其后续的局限；二是总结浙派及其末流之失；三是摆脱史无前例的艺术商品化的巨大冲击；四是需从艺术史发展高度梳理前代画史并寻求出超越的理论。

    本次展览由“董其昌和他的时代”“董其昌的艺术成就与超越”及“董其昌的艺术影响和作品辨伪”三个部分组成，旨在较好地呈现艺术性、经典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第一部分“董其昌和他的时代”，围绕“以古为师”展开，主要包含两条线索：一是董其昌的古书画鉴藏。包括其师友在内，曾经鉴藏并对他们的画学理论、创作探索产生影响的晋唐宋元等大家名迹，如王羲之《行穰帖》卷、怀素《苦笋帖》卷、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剩山图》）、倪瓒《六君子图》轴等。其中，王羲之《行穰帖》卷为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珍贵馆藏，为唐代双钩摹本。作为王羲之书法的忠实追随者，董其昌在卷后释文并作三跋，在1609年的跋文中，董其昌提及曾与吴廷、陈继儒一起观读此帖。后董氏将此帖换得李唐《江山小景图》卷。

    另一条线索是对董其昌的艺术、人生与画学思想具有深远影响的前辈墨迹。涉及詹景凤、莫是龙、项元汴等，旨在探讨董其昌置身的“时代土壤”，寻找其书画理论和创作风格形成的脉络及渊源。凌利中认为，梳理这条线索可以发现，“南北宗论”这一继往开来的理论并非一人所创，而是凝聚了包括董其昌之前数代理论家的探索和智慧。在董其昌的时代，这股明代最为重要的画学思想，其理论框架业已形成，董其昌则是凭借他人无法企及的天资禀赋与卓越实践，做了最佳总结，成为最具说服力的“时代发言者”。

    展览第二部分以“宇宙在手”为题，铺陈董其昌的艺术成就与超越。以董氏创作时间为序，大致分为早、中、盛、晚四个时期：即汲取传统期（50岁前）、兼容并蓄风格形成期（51岁-62岁）、成熟期（63岁-72岁）、人书俱老天真烂漫期（73岁-82岁）。展品包括传世所见其最早画作——作于35岁的《山居图》扇，至作于82岁的绝笔《细琐宋法山水图》卷，跨度长达48年，且尽可能涵盖其各时期代表作：如早期的《燕吴八景图》册，中期的《昼锦堂书画合》卷，盛期的《秋兴八景图》册、《栖霞寺诗意图》轴，以及晚期的《行书裴将军诗》卷、《关山雪霁图》卷等，旨在较全面地展示董氏的艺术成就，还原其艰辛的艺术探索历程。

    董其昌在梳理传统画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笔墨论”：“以蹊径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他将笔墨从丘壑中完全抽象独立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绘画语言，意味着文人画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从此，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不仅可借宋人平淡天真之丘壑、元人萧疏简远之意境得以呈现，也可以抽象笔墨予以体现。艺术家不同的气质秉性与文化性格，表现于笔墨则为“笔性”，即笔墨性格。

    展品中，一件长达6.43米的上海博物馆藏《临颜真卿裴将军诗卷》惊心动魄，通篇行气疏朗，用笔沉着豪迈，有力拔千钧之势。董氏大字行书以米法居多，如上海博物馆藏《行书天马赋》、故宫博物院藏《行书岳阳楼记》等，此卷则以颜体为法，在其传世作品中实属罕见。

    一组波士顿美术馆藏《董其昌画稿册》也是难得一见，画稿尺寸、形式不一，构图亦不完整，应是董氏平日随意钩摹用作笔记。所画各种树、石、皴、染，米家云山、倪云林折带皴石，提纲挈领，拈出要诀，不仅具有绘画示范意义，对于研究明末画谱和画稿出版，也有重要价值。展出的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自书诗文稿》，则为董氏诗稿原迹孤本，通篇书风行草间杂，风神自然，行笔流畅，此稿有董氏诸多跋语，皆为谈艺之语，颇具史料价值。

直面“真假董其昌”

    直面董其昌作品真伪，不回避对某些传世名品真伪公案的呈现，是本次大展的一大亮点。

    由于董其昌的特殊地位，明末清初之画坛，大都离不开对其画学思想的继承。随之产生的，便是董其昌赝品空前泛滥的现象，世称“滥董”，这是古书画鉴定中一个绕不开的重点与难点，也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董其昌自己就曾在《嘉树垂阴图》的自题中透露，其54岁时已有赝品行世。这些赝本作伪水平之高超，连董其昌的挚友何三畏都每每走眼。

    展览的第三部分不仅包括受董其昌影响的主要画派、画家之作，且关注与董氏书画代笔、作伪相关的艺术家。凌利中认为，董氏书画的真伪问题，至今缺乏实质性推进，探讨空间巨大。辨伪识真，是撰写画史的前提。反之，不仅妨碍理解董氏艺术精髓，更影响对文人画史的研究，希望通过这次展览提供一个开放的讨论平台，推动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

    传世董氏书画中不乏“双包”现象，如分藏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佘山游境图》轴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分藏的两本《烟江叠嶂图》卷。此次诸多“双包名品”同台展出，引起了不少现场观众深入探究的兴趣，也体现了博物馆之间的充分信任和直面问题、推进研究的坦荡。 

    “改头换面”是古代重要作伪手段之一，上海博物馆拿出自家馆藏《临董其昌〈各体古诗十九首〉》卷做“案例教学”。凌利中介绍，先从文字内容对比“上博本”与日本学者古原宏伸编《董其昌书画》中刊载的董其昌《仿各家书古诗十九首》册（简称“册页本”），并通过题跋得知两本都创作于董其昌56岁时。再与董其昌56岁左右的书法进行对比，判断“册页本”为真迹，“上博本”则与董其昌书风相去甚远。接下来，寻找真正的书写者——“册页本”没有而“上博本”有的周亮工题跋提供了重要线索，顺藤摸瓜，发现其内容出自周亮工《赖古堂书画跋》中题宋珏《摹董文敏各体十九首》卷，但文字经过了加工。又从“上博本”的钤印“自娱”朱文引首长方印发现，为宋珏自用印，进而得出结论：“上博本”系明代书画家宋珏所临，经清初书家郑簠珍藏、周亮工鉴赏著录。流传过程中，遭到书画“刽子手”改头换面，裁去宋珏自题、周亮工真跋，并据周氏内容予以加工、添以伪跋，冒充董氏作品牟利。一旁的电子屏中，可以看到整个鉴定过程和作品细节比对，如福尔摩斯破案般，抽丝剥茧，破解真相，十分过瘾。

    为丰富观众的参观体验，上海博物馆在展厅内推出“董其昌数字人文”专题，从年表、行旅、交游、作品等角度融汇数据，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董其昌和他的时代。展馆内还有别具一格的“董其昌人文茶点”和文创产品提供，给观展增添了不少乐趣。

    记者了解到，此次大展将持续至2019年3月10日。上海博物馆还将在2019年1月21日至23日举办董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相关学术活动的举办，将进一步推动董其昌及其时代的艺术成就的系统梳理和重新理解，同时也是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大力挖掘与弘扬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精髓的重要举措之一。

    （本报记者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