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力量所在

    【光明书话】   

    英国国民作家伊恩·麦克尤恩，1948年出生于英格兰，27岁时因处女作《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举成名，迄今为止已有17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伊恩·麦克尤恩以简洁典雅、准确清晰的叙事表达暧昧复杂的人性和社会生活。他擅长于把社会景观缩微到家庭、两性和情感内部，从人与自我及社会之间的冲突出发，思考时代的精神状态。

    近日，应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邀请，伊恩·麦克尤恩来华进行为期一周的文化交流活动。期间，伊恩·麦克尤恩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作家格非进行一场对谈，对谈的主题为：大众媒体时代的虚构叙事。

    格非，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讲授写作、小说叙事学等课程。2015年以其“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伊恩·麦克尤恩和格非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作品都被翻译为多种语种，分别是中国和英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小说能够提供什么？

    伊恩·麦克尤恩：我坚信小说这种形式不会被大众媒介所取代。在狄更斯那个时代，是最早开始重视文学与读者交流的时代，可以说在大众传媒和文学互动之下，读者都跃跃欲试，非常想知道小说作品里的人物到底有没有活下来。狄更斯恐怕也是最早举办读书会与读者见面、在公众面前演讲的作家，也是最早意识到作为作家，接受媒体采访的重要性。所以说狄更斯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是祖师级的人物，他也是英国最早意识到要和大众交流、重视跟大众交流的一位作家。

    格非：我很赞同麦克尤恩先生所说的，“小说在今天的大众传媒时代具有某种特殊性，是其他的文体，包括电影，很难取代的。”谈及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当年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这篇文章里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在卢梭生活的时代，社会话语、机制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已经是让人不能忍受了。这是因为，个人的存在意义必须依赖于他人的评价，而且所有人都在发出声音。文学也好，文化话语也好，在众声喧哗中，我们在鹦鹉学舌，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我们是在陈词滥调中饶舌。所以，在那个时代，卢梭对文学艺术持有强烈的排斥态度。但是卢梭唯独对小说很有好感，也就是说，他在排斥文学艺术时，却对小说十分肯定。

    前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主题演讲中，麦克尤恩先生对小说的社会功能做出了深刻的思考。麦克尤恩先生认为，小说建立了一个与他人交流的极其丰富的场域；小说作者的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为不同的声音、思维和情感提供了广泛的交流空间。即便人们并不赞同彼此的观念，但依然能够被小说的叙事打动。我认为，这正是小说的力量所在。

    互联网时代，小说家何去何从？

    伊恩·麦克尤恩：小说家好像是站在信息或者非实信息的风暴中的人。小说在过去，它的主要作用是探究人心，揭示人与人或者人与他者所处社会的关系，而到今天这还是小说主要的功能。在我的一生中，“小说的时代结束了”“小说即将灭亡”的预言已经听到了很多次，但我个人认为，小说还是会继续延续存活下去，原因是小说家会在这种巨大的信息或不实信息的风暴当中找到一个静止的中心，这些严肃小说家将在这个中心继续探究人心，继续研究所有的这些真相以及谎言。

    格非：当互联网兴起以后，我们一方面会感觉到它的方便，但同时也会感到深深的困扰。我不认为作家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对这个世界还拥有某种传播真理的权威，恰恰相反，作家通过写作，将个人的困惑纳入思考的范围，与读者进行交流并寻求认同。海明威当年对作家有过这样的忠告：永远不要关心你想什么，你要关注你笔下的人物在想什么。你必须贴近你笔下的那些人物，并将他们对象化。你别把那些人物都写成你自己的一个影子，你要尊重你的人物，也就是说尊重与你对话的那些他者，跟他们之间建立真正对话的关系。我很同意麦克尤恩先生刚才的判断，一百多年前，比如在福楼拜的时代，已经预言过小说要死亡了，今天它并没有死亡。我认为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文类，在今天还是有作用的，或者说是有力量的。

    对小说《赎罪》，伊恩·麦克尤恩和格非有着怎样的解读？

    伊恩·麦克尤恩：我当时把《赎罪》这部小说交给出版商的时候跟他们说，这部小说很难有读者，因为这本书主要写给其他作家的。因为《赎罪》这本小说更多的是想反映在我们生活当中文学的力量和想象力的力量，以及这个想象力的力量有可能被滥用。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于简·奥斯汀19世纪早期的小说《诺桑觉寺》。

    《赎罪》写的是布里奥妮作为小说家、作为文学家的一生。这部小说，我把整个对过去的回望以及反省集中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她自己回忆曾经由于自己犯了一个大错，导致不可挽回的悲剧，使得两个年轻的恋人被拆散，并且最后死亡。所以，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也是这样，回望历史是一种非常长期而且非常艰苦的自我寻找，通过这种寻找才能使我们获得一种救赎、赎罪，或者跟过去达成一种和解。

    格非：从表面上看，这部作品的中心情节是一个刑事案件，我觉得麦克尤恩先生非常有耐心地在布置这个悬念，建立起整个叙事的大的构架。但当我看完小说以后，我有了另外一个想法。我觉得《赎罪》这本书也是关于文学的，尤其是关于小说本身的。因为小说的开头写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准备排演一出戏剧，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戏剧没有排成，到了小说结尾，主人公布里奥妮已经77岁的时候，在她过生日时，这个剧作终于被排演出来。所以我觉得它有两个基本线索。第一个线索是因中心情节而衍生的爱情故事。由于爱情尚未来得及充分展开，它是通过两位主人公之间的通信来完成的。麦克尤恩先生写他俩之间的信件往来特别漂亮，感人至深，尤其是在二战，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过程中。

    第二个线索是“有罪的人”布里奥妮混杂着幻想、错误的行为以及赎罪冲动的自我意识呈现。我对后面这个线索尤其感兴趣。因为布里奥妮有了赎罪这个冲动的时候，被她伤害的那两个人都已经死了：罗比·特纳和塞西莉亚分别于1940年6月和9月都死了。他们的爱情书信后来被保存在博物馆里。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布里奥妮这个人物想赎罪，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作为一个小说家，她只能通过一遍遍地修改关于罗比和塞西莉亚的命运结局，来完成一个想象性的或是象征性的赎罪。这个小说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恰恰是在这里。也正是通过这种象征性的赎罪行为，作者麦克尤恩先生对小说在当今社会的功能进行了一番很有深度的思考。

    （本文根据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大众媒体时代的虚构叙事——麦克尤恩对话格非”录音整理而成）

    （作者：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