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简策书写

    书写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字。中国历史上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契刻还要早，而最早创设文字的人，可能就是“史”。由“史”转变为史官，是从夏朝开始的。夏朝建立了国家，设置了一系列官职，其中的“宅准”实际上就是史官，负责祭祀、记事、制律、册命等。后来宅准又分成多种称谓的史官，《吕氏春秋·先识》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说明夏朝末已设太史令。

    从殷商甲骨文中可知，殷商的史官称作“作册”“史”“尹”等，“作册”已明确揭示史官的职责主要是作简策文。周朝史官的名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其职责因官名不同而有异。

    史官书写的载体大致有四种：简策、布帛、龟甲、铜器。由于载体不同，其所载的文字分别称为：简策文、帛书、甲骨文、铜器铭文。简策、布帛类似后世的纸张，可以无限接续，所以不受书写内容与字数的限制，因而书写水平也相对较高。而龟甲、铜器由于用锐器在其上契刻或者模铸，书写艰难，又限定书写的内容与字数，书写水平自然也受到极大限制。我们拿书写水平最好的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铜器铭文与《商书》《周书》中任何篇章做比较，其水平高低一目了然。商周甲骨文与铜器铭文，绝不能代表当时的书写水平，能代表商周成文书写水平的，只能是该时代的简策文与帛书。

    《尚书》是现存中国早期书写的成文，《尚书》中的《虞书》多是后世史官根据尧舜时代历史传说追记的，但之所以能追忆起来久远的故事，还是由尧舜时代的“史”所遗留下来的少数文字为其依据。另外，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有辑录的夏朝之前上古文章四十多篇，皆伏羲、神农、黄帝政语教言，虽有传说性质，但也不能轻易视为全属后人假托。仅以具备了成文体例的《虞书》来说，就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史籍的产生要早得多。中国史学产生之早，史籍之博，民族的历史意识之强，在世界各国中，可谓首屈一指。

    夏朝有了史官书写的成熟的文书，《夏书》的内容可能经后人加工过，但原始依据仍是夏朝史官的文字记载。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刘知几此语一定是有根据的，即便他未见《夏殷春秋》真本，也传达了一个世代流传的信息。《夏殷春秋》很可能是我国编年体书写的开山之作，即使是后人所作，其依据应该有夏代史官书写的文献资料。《左传》等书多次引用《夏训》《夏谚》《夏小正》等，都应该属于夏朝史官们书写的简策文或帛书，《夏书》经一代代传抄，最后变为我们现在见到的版本，原来的简策文或帛书绝大部分早已湮灭，就是偶有发现，本身已经是经过几番转抄了。我们不能因为看不到原始的简策文或帛书，就轻易否定代代传抄至今的文本。至于《商书》与《周书》（除了伪作），基本是当时的史官所书写，恐怕无人再怀疑了。

    《尚书》中的《周书》代表了中国早期书写的水平，不仅仅因为其篇幅的长度和内容的丰富，还因为它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书写模式和相当高的艺术技巧。我们就主要以《周书》为例略作分析。

    《周书》书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夏商亡国历史的总结，防止本朝重蹈其覆辙。通过对民情民意的考察，执政注意民心的向背。奉天敬德保民的意识成为《周书》的基本主题，对成文书写起着统摄的作用。

    《尚书》的书写模式，刘知几分为六体：“盖《书》之所主，本于号命，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史通·六家》）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又细分为十种，但有的因篇名而立体，如把《禹贡》称为贡体，把《洪范》称为范体等，不具有科学性。过去的学者辨体仅从《尚书》记言体出发，实际上《金縢》一篇基本为记事体，可用“记”来称其体。在记言体中，还可以分出“颂”体，主要指包含歌颂和赞美、祈福等内容的文章。《尚书》每种文体都有着独特体制模式和文化内涵，后世散文的基本文体都可以在《尚书》中找到其根源。

    《尚书》的语言遵从了“言曰从”的原则，表述实事，遵从真理，符合逻辑。表述时还追求形象化，常用具体的形象来说明抽象的事理。对事件、传说故事，都有生动描述。《尚书》虽是官方文书，却具有溢于言表的感情，人物语言个性化。行文散韵相间，讲究修辞，运用最多的是引证和譬喻。引证增强了论述的可信度，譬喻增加了论述的形象性。

    《尚书》每篇都有大致能概括或提示本篇主题的标题。篇中内容也经过严密、合理的布局，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结构。记言与记事运用了多种笔法。当人物在阐述事理时，往往多用历史上发生过的正反事例，进行对比来阐述，对比、比照的笔法成为常用的说理方法，这种一正一反的事例，对比鲜明，孰善孰恶，极易分辨，事实胜于雄辩，展示了高超的议论技巧。《尚书》记言、记事，注意交代清楚所述事件的内容及参与的人物和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的例子很多，虽还不是成体系的史书，不具备严格的编年体例，但它已经具备了编年体的基本因素。

    《尚书》已经能够运用动作、外貌、细节、人物语言的描写及对比衬托等各种艺术手法，来表现人物的独特个性，虽还没有塑造人物形象的自觉意识，但已经不自觉地展示了各种人物形象，有的人物形象还特别鲜活、逼真而感人，尤其最为生动传神的是天子、诸侯、辅弼重臣的形象。女性与社会下层形象比较少，但也能用较少的笔墨写出他们各自的风采。

    《尚书》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各篇章的风格受到不同时代背景、思维水平、语言表达习惯、文字书写形式等诸方面的影响，但它们共同的主导风格却是朴实。书中描写平实，语言浅显，甚至夹杂着许多感叹词与俗语，后世认为其文字佶屈聱牙，那是因为不熟悉上古语言，自然读起来艰涩拗口。由于当时书写不便，所以《尚书》行文讲究精练、简洁，各篇都表现出精约的特点。《尚书》多为君王言论，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君临天下的博大视野，驾驭全局的气势及君王独特的性格、思维等特点，其言论在行文上就显出典雅、庄重、严厉等特点。受题材、体裁的制约，《尚书》各篇风格可以用“阳刚阴柔说”来阐述。如誓词，体现出严肃、劲健、雄壮等特点，凌厉时如寒风扫落叶；告诫之词，温柔、体贴、委婉，和煦如春风拂面。至于那些训诫加劝慰的文章，更是刚柔并济，相辅相成。《尚书》能表现出相对稳定的风格特性，说明中国早期成文的书写已经相当成熟。

    （作者：杨树增，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