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铭文与“特种书写”

    商周时期，中华先民最常用的书写工具应是简牍和毛笔，这一点可从“典”“册”二字的字形及甲骨上的朱墨涂写获得证明。但由于材质原因，这类文献已很难被今人发现。目前考古所得最早的典册文献是战国时的，再古的文献，则是由特殊工具书写于特殊载体上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相对于典册的正常书写，它们可称为“特种书写”。

    甲骨是商周时人使用的占卜道具，他们有时（但并非总是）会把与该次占卜有关的信息用工具刻写在甲骨背面平整之处，这就是甲骨卜辞。古人可能认为这样能使占卜更加灵验，或是为了方便日后核验。而完整的卜辞一般包括叙辞（时间和人物）、命辞（卜问内容）、占辞（据卜兆做判断）和验辞（应验情况）四部分，有时还会加一些相关的标记或记事内容。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甲骨上的书写空间极为有限，卜辞不可能长篇大论，也不会出现与占卜不相关的内容，因此其“文学性”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极有限的。但无论如何，甲骨卜辞确实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能“成文”的书面文献，而且已体现出很高的书写水准。

    商周也是青铜器兴盛的时代，很多铜器上铸有文字。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但商代中晚期人们已能熟练掌握，甚至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当时需先制作陶范，然后通过铜汁浇铸形成铜器，所以铜器的形状、花纹和文字先体现在陶范上，文字则是反向书写（失蜡法以前），这也是铭文书写的特殊之处。青铜器铭文与甲骨卜辞皆为中国早期特种书写的经典范本，但二者又有不同。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在当时异常贵重，因此铜器上的书写就需有特殊价值。试想，如果书写不能带来更高的附加值，为什么要对铜器的外观进行破坏呢？事实上，早期的一些标记性铭文，如主人名称等，确实铸造在很不显眼的位置，这恐怕就是为了避免影响外观。但后世的铭文篇幅很长，而且出现在显眼位置，说明它已具备特殊的功能与价值。

    铭文的这种功能应与书写者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本文多处用到“书写”一词，是有意强调其与“文本”的区别。书写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理念，包括从主体产生创作意图，直至形成文本并持续演变的全过程及其所有结果，文本是书写的一种结果。如果我们只关注文本层面，会发现商代铭文与甲骨卜辞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它们的典型格式都以干支开头，都有配合某种仪式的叙述模式，内容多具宗教神秘性等。但若深入探讨其创作意图，就会发现二者的本质区别。因为卜辞的创作实际是不自由的，它必须完全依附于占卜仪式，仪式有什么，卜辞就写什么（验辞也属仪式一部分记录），只能删减不能增多，也不能变换顺序或进行夸张、虚构，更不能记不相关的内容。铭文最初也依附于铜器，比如要说明铜器的主人、用途等，用“某甲作某乙宝尊彝”表示这是器主某甲制作的用于祭祀某乙的铜器。但从商晚期开始，这类内容所占篇幅减少，有时候还可省略，如商晚期《小臣俞犀尊》（《殷周金文集成》5990，以下简称《集成》）就没有这部分内容。再后来，铭文重心便可完全集中到叙事上。如西周早期《何尊》（《集成》6014），它详细叙述周武王初迁成周之后，对包括器主“何”在内的“宗小子”进行了一场训诰，器主聆听训诰后又受到赏赐，于是制作了祭祀父亲的铜器。这一事件当然可以说是制作铜器的原因，但其真正意图显然不在于此。作者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如此清楚（部分细节异常详细），一是为了铭记周王的训诫，同时也是显耀自身的恩宠。显然，在此类创作意图下，与其说铭文是铜器的附庸，毋宁说铜器是铭文的副产品。

    与甲骨卜辞只“记录占卜仪式”的意图不同，铭文体现出多种创作意图，这些意图可由多种事件引发，比如战功、封赏、嘉奖、宴饮等，甚至还有单纯出于炫耀或追念祖先的目的。西周时期的铭文具有很高的叙事独立性，虽然与典册文相比仍然有所局限，但其内容确已大大丰富。这种变化给铭文书写带来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样式，包括可以融入复杂的书写技巧或丰富的情感。如著名的《史墙盘》（《集成》10175），它本身不过是家族祭祀用的一件器物，但铭文洋洋洒洒叙述周王室和史墙家族的创业史，采用双线对比叙事，极具史诗感（其中不乏夸饰），即使与后世诗文名作比较也堪称佳品。同样知名的《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其内容不过是叙述器主因战功而受赏，但铭文却用倒叙手法，先交代结果（“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然后才把自己为何要做宝盘、究竟有何功劳、王如何封赏等细节娓娓道来。这种叙事技巧，传世文献所见到《左传》中才被广泛应用。

    随着铭文的不断发展成熟，创作者开始探索更多书写的美感。在物质层面，他们讲究文字精美、行款整齐，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更追求新变。前举《虢季子白盘》中倒叙的使用就是对叙事变换之美的追求，而其倒叙部分又将原本平淡的散文句转化为句式齐整、气势宏大的颂歌，如谓：“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功，经维四方，搏伐玁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聝于王。”而西周早中期的《毛公旅方鼎》（《集成》2724）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极端，全铭谓：“毛公旅鼎亦唯簋，我用饮厚眔我友。飨其用侑，亦引唯孝。（肆）毋有弗顺，是用寿考。”其句式为整齐的七七、四四、四四（第五句五言，但第一字是虚词），且句句押韵（之、幽、文部通韵），呈现出更明显的诗化倾向。当然，我们仍无法否认，青铜器铭文总体上呈现出若干套式。笔者曾将其分析为九种主要类型，它们虽具备不同的风格，但相较于其他书写样式，其模式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也是特种书写不可避免的局限。

    与一般书写不同，铭文的书写可能是多人合作的过程。比如文章可能由铜器的主人授意创作，而它真正的作者或许是某位具备相当学识的史官，但最终将它呈现在铜器上的又是某位工匠。这一过程可能产生许多铭文独有的特征，比如不同家族的铭文呈现出近似的语言风格等。此外，部分铭文可能存在“二次书写”，即它并非完全原创，而是以相关典册档案为参考，甚至进行迻录（从铭文对仪式细节记载的详细程度来看，这是很可能的）。而之所以要进行二次书写，又与铭文另一重要功能密切相关。《墨子·鲁问》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很显然，在“传遗后世子孙”这件事上，铭文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所以很多铭文都有“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样的表述，它体现了铭文这一书写样式在传承上的天然优势。书写优于口传的最重要之处，就在于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将思想情感准确地传达给后人。而铭文在这方面极具代表性，这也是商周时期它得以兴盛的原因。

    通观铭文的历史，它兴起于商代中期（商早期例证较少），在商晚期获得发展，产生了能够叙述完整事件的长篇铭文。至西周前期达到成熟，并逐渐走向鼎盛，西周中晚期铭文多有数百字者，如《毛公鼎》（《集成》2841）达499字。当时的铭文存在多种类型的书写模式，可供人根据不同目的进行选择。但随着西周灭亡，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铭文便走向衰落，多数类型渐次消亡，至战国时期主要就留下“物勒工名”等简单样式。最终到了汉代，大部分人对青铜器已缺少认知，以至于武帝将出土铜器当作祥瑞，荐于宗庙还因此改元。综上可见，铭文的发展具备从产生到消亡的完整过程，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书写来说它是十分理想的对象。而铭文虽然衰亡，但它所确立的词汇、句法、篇章与修辞体系，却已深入人心，并最终被归结为一种经典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谓：“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这段概括基本准确。由此我们不难进一步猜想，许多经典文体的产生可能也与特种书写有关，这也是铭文研究带来的启示。

    （作者：姚苏杰，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