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与连珠体的演变

    西汉初年刘安编修的《淮南子》中，有《说山训》《说林训》两篇。这两篇文章由若干短章集合而成，通过具体事象说理是这两篇的核心特征，骈偶对仗的句式特征在这两篇中也屡有体现。这些特征，与西汉末期出现的连珠体这一文体有着密切的文学关联。

    淮南子《说山训》《说林训》两篇属于前后相连的姊妹篇，均以说理为主。但是这两篇的行文显然与其他篇目有别，由若干短章集合而成。从行文形态看，这些短章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议论在前，具象在后。前边表述较为抽象的道理，或者作者的哲理意图；后接以具体事象，用以类比和证明。如：“以非义为义，以非礼为礼，譬犹裸走而追狂人，盗财而予乞者，窃简而写法律，蹲踞而诵诗、书。”（《说山训》）“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类亦甚矣！”（《说林训》）这类行文经常以“譬犹”“若”等作为连接，具体事象作为类比用以证明抽象哲理。

    第二种：具象在前，结论在后。通过具体事象见出一般规律和结论。如：“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见埵堁，远之故也。秋豪之末，沦于不测。是故小不可以为内者，大不可以为外矣。”（《说山训》）当然，偶尔也会见到具象与抽象交替多次出现的情况，属于以上两种类型的杂合。

    第三种：胪列具象为主，哲理隐其中。如：“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岁之荒饥也。”（《说林训》）这些章节展现的只是具体事象，但是作者的真正目的还是通过这些类近事象阐述某种哲理。所以，经常看见作者虽并未专意展示哲理和结论，但是这些事象胪列后自然会带出一定的总结。这种情况可以看作哲理半隐其中。如：“江出岷山，河出昆仑，济出王屋，颍出少室，汉出嶓冢，分流舛驰，注于东海，所行则异，所归则一。”（《说山训》）这段中的“所行则异，所归则一”是事象的总结，但是也部分隐藏了更为普遍的哲理。

    第四种：寓言体。作者将抽象的哲学道理寄以具体形象进行阐释，使抽象的哲理表述有了具象的外壳。如：“魄问于魂曰：‘道何以为体？’曰：‘以无有为体。’魄曰：‘无有有形乎？’魂曰：‘无有。’‘何得而闻也？’魂曰：……”（《说山训》）作者虚构了魂魄两个形象，让他们开口讲话阐述道理。这种形态较为特殊，在两篇中只有《说山训》开篇一见。

    第五种：直接的哲理和结论表述。这种情况并不见具象出现，如：“人不小学，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说山训》）但是，这种情况在两篇中仅此一见。

    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是两篇的主要行文形态，两种段落大约占88%，而其中第三种类型又略多于第二种，至于第一种类型不是两篇的主要形态。也就是说，两篇集合了大量哲理，但这些哲理主要通过具象方式展现，而不是单纯的抽象说理。可以断言：通过具体事象说理的具象性才是这两篇的核心特征所在。

    两篇以具象性为根本特征，而其具象包罗的范围极其广泛，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种：第一种：自然规律和现象。如：“水静则平，平则清，清则见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为正。”（《说林训》）第二种：人事常情和常识。如：“耀蝉者务在明其火，钓鱼者务在芳其饵。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饵者，所以诱而利之也。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说山训》）当然，以上两种分类具有相对性，有些时候所谓的自然规律和人事常情并不易区分，因为他们背后有着共同的深刻哲理。第三种：历史典故。其实是胪列已经发生的历史故事和传说，从中抽绎出哲学道理。但是《说山训》《说林训》在用到这些具体事象的时候，明显进行了简洁化处理，并未充分展开事件。所以，此处叫作历史典故。如：“管子以小辱成大荣，苏秦以百诞成一诚。”（《说林训》）第四种：无稽典故。所谓无稽典故，是指那些无史可证的故事。如：“鲁人身善制冠，妻善织履，往徙于越而大困穷。以其所修而游不用之乡。”（《说山训》）

    在这几类具象中，以第一种和第二种所占最多，约占93%。历史典故和无稽典故所占极少。这与之前的说体文章有着重要区别。以《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为代表的说体文，是以集合历史故事为主要特征，其中的历史故事占据了绝对优势。另外如《列子·说符》《说苑》《新序》《韩诗外传》等均是如此，与《说山训》《说林训》区别明显。

    连珠体是汉代扬雄创始的文体，历经班固、蔡邕等，至六朝蔚为大观。扬雄是连珠体的创始者，传世《连珠》有两章。第一章有明显的骈偶对仗格式。前两句属四六对仗，后一句属句内对仗。第二章总体属排比格式，列举三乐。多处有骈偶特征，但是其中有不少成分溢出这种骈偶结构之外，不算十分工整。另外，部分句子还有押韵特征。内容具有典型的规劝性，属典型的结论性连珠，并没有假借比喻、类比、典故和具体事象以说理，是结论的直接罗列。最后，押韵特征时有时无，骈偶对仗明显的章节押韵不明显；骈偶对仗不明显的押韵则比较明显。班固有连珠文五章，突破了一章独行，而变为多章集合。至汉末六朝，连珠文蔚为大观。如蔡邕《广连珠》、王粲《仿连珠》、陆机《演连珠》、庾信《拟连珠》等，题目看似承续前人，仿效演绎。但从文本看，这些连珠有了全新的进展。篇幅章节明显扩展，有的扩展至十几甚至几十章。骈偶对仗逐渐成为此时连珠文的典型特征，特别是四六句式的骈偶基本成为常态，基本无溢出骈偶结构的情况。庾信是连珠文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其《拟连珠》共44章，将“臣闻”改为“盖闻”，意味着其内容不再局限臣对君规谏。44章所涉范围极广，突破了之前多从君主治国明理的套路。很多章节明理意图也不明显，更类于事实罗列和陈述。

    傅玄《叙连珠》认为连珠体有两大特征：一是“假喻以达其旨”的具象性；二是“辞丽而言约”“历历如贯珠，易观而可悦”的形式特征。这与唐前连珠实际情况吻合。沈约《注制旨连珠表》认为连珠“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与傅玄的论述也并无二致。褚斌杰先生《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认为可读性、比喻以说理，均是其核心特征。

    《说山训》《说林训》两篇中存在不少工整的骈偶对仗章节，如：“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强弩藏。”“橘柚有乡，雚苇有丛。”“兽同足者相从游，鸟同翼者相从翔。”“瓠巴鼓瑟，而淫鱼出听；伯牙鼓琴，驷马仰秣；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这些章节其实与连珠文已极其相近。这些较为工整严谨的骈偶对仗，体现了“胪列具象为主，哲理隐其中”“具象在前，结论在后”的特点。也时见骈偶结构，但是却很难保证具象与结论同时都呈现骈偶，如：“月盛衰于上，则蠃蛖应于下，同气相动，不可以为远。执弹而招鸟，挥梲而呼狗，欲致之，顾反走。故鱼不可以无饵钓也，兽不可以虚气召也。”“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这些章节层次性更强，有前后段。有的出现类似连珠文的“故”“是故”“是以”等连接语，但前后均无溢出骈偶的情况还是很少，更多的情况还是前段骈偶、后段溢出。两篇的骈偶对仗主要呈现在具象描述中。作为结论和哲理的部分也有骈偶，但更为稀见。

    从连珠文发展历程看，便极易发现这两篇与连珠的关联。两篇在骈偶对仗这一特征上，与扬雄、班固等人的早期连珠文存在诸多相似：其以骈偶手法描述的是具象，用以类比和比喻；时见溢出骈偶结构的内容。这些与这两篇直接关联，足见其对这一文体的启发之功。

    当然，也必须看到“是以”“故”的扩展形式，于两篇虽非常态，但确已出现，“是以”之后的结论也用及了骈偶，并且还出现过类似六朝时期的典型结构样式。这些证明两篇不仅对连珠体有启发之功，而且对连珠体的发展，以至于成熟状态也有不自觉的预示。

    在《说山训》《说林训》之前，借具象的比喻、类比以说理的情况并不少，可见于《论语》《老子》《吕氏春秋》等。但必须承认，这些章节并不集中，只是偶尔出现，而《说山训》《说林训》则十分有意地罗列大批此类段落。具象所涉范围广泛，具象所承载的哲理也十分广泛。其所言说的对象应该指向所有读者，虽包括帝王，但绝非仅指帝王。这与庾信之前的连珠文有差别。

    从扬雄始至庾信之前，这些连珠文多以“臣闻”开头，有着较为鲜明的规劝帝王的指向和目的。直至庾信方放弃这一文章指向，将连珠文发展为一种普泛意义上的明理之文。但其在语言与形式美上无疑大大进步。这可看作是对这两篇的曲折回归和升华发展。

    （作者：管宗昌，系大连民族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