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现代转型中的情感转向

    “儒学现代转型中的情感转向”全国学术研讨会暨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学术座谈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与会的60余位学者对蒙培元先生的学术特点与贡献、“情感儒学”理论及儒家哲学的情感转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研讨会上，全体与会者共同为蒙先生祈福，衷心祝愿他克服病痛，重返学术。

    学者们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创建两个维度上，评价了蒙先生的学术贡献。清华大学陈来教授指出，蒙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两部理学研究著作之后，逐步形成了主体性研究的路向，其间经历了“性→心→情”的发展过程，即从一般心性论入手，中间经过心灵超越问题的思索，最终归宗于情感，其情感观念既不是泛化的流俗情感，也不同于西方的重情学派，而是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质。中国社科院李存山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山东社科院涂可国研究员等结合其学术成果指出，蒙先生是基于自身的哲学理论来诠释中国哲学史，其实质是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过程中贯彻了自身的理论学说。

    就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苏州大学周可真教授等指出，蒙先生所著的《中国心性论》《理学的范畴系统》等著作不仅推动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转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社科院刘丰研究员指出，蒙先生的“情感儒学”理论对礼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陕西师范大学丁为祥教授、中央党校乔清举教授认为，蒙先生的理论创建经过“理→心→情”的探索，最终达到理性与情感的辩证统一；其晚年提出的儒家生态哲学，可说是“情感儒学”理论在自然宇宙层面的表达。

    通过不同角度的讨论，学者们一致认为，蒙先生不仅是一位中国哲学史家，而且是一位具有理论原创性的哲学家。蒙先生发扬了冯友兰的学术特色，他对儒家思想的阐发和中国哲学的思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容。

    学者们对蒙先生的“情感儒学”理论做了具体的探讨。有学者认为，“情感儒学”将情感置于儒学的首要地位，强调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其合理性在于“情”可以“上下其说”，往上说是情理、情性合一（孟子的理路），往下说是情感与情绪、欲望相联系（荀子的理路）；此外，在儒家思想中，情感与天道、仁爱与自由都密切相关，这都能印证“情感儒学”的独特价值。“情感儒学”对主体性的张扬，正是儒学在现代开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也有学者对“情感儒学”进行了理论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对“情感本体”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根据儒家哲学的传统，情感本身需要先天的根据，情可以看作是德行的“开始”，但不能看作是本体，以“性”为本体或许更可以被人们接受。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也认为，情感只是本源，并不是本体，以“仁”为本体更为恰当，因为“仁”包括情感与理性，涵盖形上与形下；而且中国社会和文化在理性的开展方面并不成熟，情感本体在现实中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肯定了“情感儒学”的现代意义，他转而指出，西方社会情感解放的思潮导致了低俗化、情欲无度等问题，因此，释情的合理性和尺度问题将是当代中国情本哲学的一个重要挑战。山东大学谢文郁教授指出，“情感儒学”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以往中国的情感哲学仅偏重于情感的体验，而对情感的认知功能重视不足；事实上，情感也具有呈现对象，并且具有赋予对象价值和意义的功能，重视情感的原始的认知功能，以情感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将有助于“情感儒学”的发展。

    学者们进一步从儒学整体发展的层面探讨了儒学的情感转向问题。韩星教授指出，孔孟等先秦儒家都很重视情，但自汉董仲舒开始出现了“性善情恶”的倾向，到唐李翱提出“复性灭情”，至宋明理学形成“存天理、灭人欲”，晚明之后，随理学的教条化更固化了情与理的二元对立。《孔子研究》主编王钧林教授认为，早期儒家对“情”做了形上的提升而提出“性”，“性”作为情之未发状态，其实质也是情，不过后世儒学强调“性本情末”，形成重性轻情的趋势，近代以来又出现了理性独大的偏颇，在此状况下，蒙先生的“情感儒学”理论重新开发了儒家的情感思想，这是当代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和方向。山西社科院宋大琦副研究员认为，中国哲学的情感转向从王阳明那里就发生了，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蒙先生的“情感儒学”是中国哲学情感转向的一个重要阶段；当代“情感儒学”应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更多的领域拓展。

    经过此次研讨，学者们不仅对蒙先生个人的学术思想有了全面深入的理解，而且对儒家哲学中的情感转向问题、“情感儒学”理论的发展问题等当代儒学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这无疑将启发当前儒学研究的新维度，推动当代儒学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作者：郭萍，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