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学”：目标、问题与方法

    【国学争鸣】

    关于“新子学”的讨论已历时五年，学界对“新子学”的概念、范围、方法、理路也已做了多方面的探索。最近读到陆建华教授的《“新子学”断想》（《光明日报》2018年3月24日11版），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对“新子学”的基本问题做一次总结。本文有关“新子学”的说明，希望有助于学界深化理解“新子学”。

一

    2012年，“新子学”一经提出，学界即展开了大范围的讨论。“新子学”的确切内涵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众多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精准的探讨，具体成果已经汇编在《“新子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中。其中曹础基教授所提到的“新之子学”与“新子之学”，是讨论较为热门的话题。那么依照这种分析，“新子学”指的究竟是“新的诸子学”，还是“新诸子之学”？

    “新子学”当然意味着诸子学的新发展，亦即“新的诸子学”，同时也包含“新诸子之学”。二者并非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存在着相生共促的密切关联。没有新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即无所谓“新子学”，诸子学也会失去方向；同样，没有深入的诸子学研究，又何谈新思想体系？故而“新子学”将文献研究、学术史研究和思想研究（义理研究）统一起来，包纳并举。如需进一步深入理解这个问题，则应当从探索“新子学”学术体系谈起。

    诸子学一语，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轴心时代思想家的思考和活动（包括其后世的脉络）；二是后代对此一传统的总结评述；三是名为“诸子学”的现代学术体系。“新子学”的提出，和近代以来建构诸子学的学术体系直接相关。历代学者都有关于诸子（主要是先秦诸子）的研究讨论，而正式建立一种系统的称之为“诸子学”的学术体系，则肇始于近代，是与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同步的。晚清以来，有关诸子与诸子学的研究，除去基础性的文献研究之外，一共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以“诸子学”的名目，沿袭传统子学的范畴和问题，梳理建构“诸子学”体系，这是当时“国学”体系的一部分。如章太炎《诸子学略论》、陈柱《诸子概论》、蒋伯潜《诸子通考》、李源澄《诸子概论》、胡耐安《先秦诸子学》、孙德谦《诸子通考》等，皆可称为诸子学。只是其中不少著作囿于成说，还缺乏对诸子学体系基本问题的全方位把握，对于如何与现代意识相融通也尚未能正面处理。这些是缺乏现代意涵的“诸子学”。另外一条线索则是在现代学科体系下的诸子研究，包括中文系的诸子研究、历史系的诸子研究、哲学系的诸子研究，其中最主要的是从胡适、冯友兰开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可以称作现代的诸子研究，但其实质并非“诸子学”研究，而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当代学者有诸多题名“诸子学”的著作，“诸子哲学”研究也在深入发展，一些研究和我们的思路是一致的，有些仍旧差强人意。“新子学”就是在这两条线索的基础上，探索现代学术体系意义上的诸子学研究。因为继承传统诸子学，故而是“诸子”学；因为要赋予诸子学以现代的学术体系形态，故而是“新”子学。简而言之，“新子学”就是试图摆脱哲学等现代分科体系的窠臼，建立以诸子传统为研究对象，具有相对独立研究范式的现代学术体系。这是“新子学”的目标。

    作为现代学术体系的“新子学”，包括诸子问题的通盘研究，即诸子学的概念、范围、分派、宗旨等基本问题，及其当代形态的界定。这些都需要重新规整梳理，并加以学科化。今日学界所接受的诸子学概念，如经子关系、诸子分派、诸家宗旨、诸子来源等，大多沿袭自汉代学者。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新的反省，然后形成一个更为成熟的诸子学研究范式，进而构建起诸子学基本理念下的多方位全面研究。我们预想，大约需要几十年时间，需要几十部甚至更多的著作，才能形成真正完整的研究体系。它不是像哲学、文学那样的学术分科，而是诸如敦煌学、海外中国学那样成熟的学术体系。这一理解，我们在《“新子学”构想》《再论“新子学”》中都有所表述。

    如果像一些学者所言，“新子学”必须要有新的哲学家，“新子之学”才是“新子学”，那么这只是哲学研究一直努力去做而未成之事，又何“新”之有？“新子学”并不以产生哲学家为首要目标，这不是“新子学”的方向。培植适当的土壤，找到最恰当的学术形态，这远比出现个别思想家要来得重要得多。

    进一步而言，关于“新子学”的思考可以归结如下：传统的学术范畴，诸如经学、子学，在当代是否具有足够的生命力？是否有一条新的路径，足以突破晚清以来的学术分科体系，真正发掘中国古典传统，建立一种基于传统问题意识与概念的学科体系？因而，所谓“新子学”之“新”，是对学术分科体系的反省，对原有诸子学研究的推进，在学术方向上也可以视作是一种回溯。不仅是我们，这也是当代儒学研究者和经学研究者经常思考的问题。我们期待，在现有学术分科体系之外，可以形成一个古典研究的学术新生态。“新子学”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尝试。

二

    “新子学”的问题意识就是理解“中国性”。这一点，在《再论“新子学”》中表述为“返归自身”，在《三论“新子学”》中表述为“回归原点”。诸子时代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转型期，上承新石器晚期以来的早期文明，下开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诸子所讨论的问题长久地影响了后代历史。“新子学”需要破除历史上的种种偏见，也需要反省现代学术的盲点，其要点就是探索中国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这很可能颠覆我们以往对诸子学、经学以及对先秦时代的一般看法，从而在思想的层面上对于“何者为中国”做一个回答。

    回归原点，理解“中国性”，这种问题意识不同于近代以来哲学学科的方向。近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多以学习西方为主要倾向，学者通过对西方概念、体系、方法的模仿，完成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形塑。以哲学学科为例，其建立之初，如何建立哲学理论就是其目标，胡适、冯友兰等哲学史家皆以逻辑重构为基本方法。而傅斯年曾提醒过：诸子学不是哲学。古人如司马谈、班固，皆以诸子学为致治之学，梁启超也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当然，如果中国哲学史学科以理论重构为目标，并无不妥。但是对于“新子学”而言，这并非是一条恰当的进路，逻辑问题或者建造理论向来不是诸子最关注的问题。无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都对今日可视作“哲学”思考的后墨、名家多有不满。邹衍嘲笑公孙龙，称其“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名家传统也从此一蹶不振，而这正可以代表诸子时代的基本态度。因此，“新子学”不必如胡适、葛瑞汉等学者那样，以重新发掘诸子时代的逻辑发展为中心，而是应当反过来探索，诸子的态度及其真实意义是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逻辑学并不是错误，而只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文明进路而已，我们要分析这条道路的意义是什么，要以诸子问题意识为中心。李零教授谈道：“复兴子学，才是重归古典。”对于何者为古典，诸子之家数，我们略有不同（详参《三论“新子学”》），但在基本方向上我们是一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诸子时代的学问包括一般所说的诸子学，也包括术数之学及早期经学。术数之学是三代的大传统，在诸子时代处于底层沉积，后来借助阴阳思潮而兴起，蔚为大观。术数之学是当代学界的一个重要推进方向，对于理解诸子学发展非常关键。此外，在诸子时代，早期经学和子学处于“混溶”之中，还无法区分为两大类型。在“新子学”看来，二者都是诸子时代的思想脉络，同源而异流，要统一起来加以理解，而不是如后世董仲舒、刘歆、班固那样强加区别，妄分尊卑。诸子之学，上承三代传统，而给予消化转型，下探秦汉之制，而给予方向指示。诸子时代是极为重要的文明转型期，如何认识这个时期文明意识的发展，是“新子学”的根本任务。

    先秦诸子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我们认为，周文重建之争，也就是关于转型期中国文明的基本形态，是诸子学的问题意识所在。文明的基本形态，是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基本特色。如史华慈教授所观察到的，在几个主要的早期文明中，只有中国具有从以往的文明成果中反省当世的视角，这是轴心时代中国独有的文化取向，值得认真思考。与此相类似的，诸如中国宗教传统的缺失，中国文官制度的早熟，中国家族形态的影响，政教关系的特征，对政治与人性之间关系的理解，这些都是重要的文明形态问题，最后往往聚焦于最佳治理模式上。比如，家族的意义，这在诸子时代就是一个核心问题。家族对于政治的利弊影响（家国关系），引发了亲、贤之争。在孔子、孟子那里，仍然坚持维系家族的地位。而在墨子那里则演化为一场抗争风暴，并且对法家有巨大影响，他们都在思考如何摆脱家族的负面影响。诸子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一系列论战，涉及公私、禅让、官制，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震荡至今。总之，家族问题作为一个恒久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基因，在海外华人社会亦如此。以思想的方式呈现这个问题，最好的领域就在诸子学研究中。与之相类似，如果我们摆脱片段孤立的研究，就可以深入理解早期文明的形态。比如，如果不把握战国后期黄老学、法家的制度化努力，如何理解《周礼》《王制》的制度想象，以及早期帝国体制的形成？如果不把握阴阳思想的发展，怎么理解《吕氏春秋》、伏生《大传》、董仲舒，以及《淮南子》等一系列的思想发展？深入把握先秦时代的文明形态，往往就要承认当时观念与今天流行观念的异质性。在诸子时代，道往往归结为“致治方案”，德则意味着层级性，圣人总包含着精英中心主义倾向，讲内圣外王则往往忽略制度层面。我们需要先承认这些术语的原有意蕴，而不是粗糙而莽撞地急于批判。以上或许不属于“哲学”问题，但却是诸子学问题，需要认真发掘。

    关于古典中国最真实的问题，需要在其原初的语境中加以审视。这些问题只有在系统的研究中，才可能被理解，成为我们把握中国文明形态的通道。对中国基本的文明形态做出一个解答，这不就是“新子学”真实的价值吗？这是我们提出“回到先秦去”的理由所在。

三

    “新子学”所讨论的回归中国性，并不意味着拒绝西方学术，更不意味着一种自我封闭。“新子学”学者当然要读西方书，要了解西方的问题意识，但是不能把这些作为理解诸子时代思想的前提，而恰恰是要反省头脑中的这些前提。如果可能，我们正是要以古典中国的语言、思维、判断来洗刷现代头脑中的这些前提。我们在《再论“新子学”》中就提到：“处理好世界性与中国性的关系。”现代中国的人文研究，事实上总是在一种广义的比较境遇中，现代的问题与方式也总在场。只不过，对于“新子学”而言，这种境遇与在场不再是无须证明的，也不再是优先的，而是需要说明自身合法性的。因而，所谓理解“中国性”，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找寻古人的“原意”，而是一种归回原点的斗争，一种相互的缠斗。这是一种探索的方向，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的分工。其真正的目的是要让诸子自身说话，而不是我们替诸子说话。如果遇到了真实的冲突，也不要先否定古人，而是让其各自发言，这才是诸子精神。“新子学”希望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路径。

    2014年我就提出要重视“新子学”研究的综合性，诸子学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现在看来，这些还不够，还需要诸子学自身构成综合性的研究平台。以往的研究大多以各子或者各家为对象，像一般的哲学史或者诸子学论著中，都以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为章节，逐一加以论说，或仅论说诸子个人，如“先秦七子”一类。当代诸子学研究已经有了诸多积累，各种学派研究、重要子家的研究，成果都非常丰硕，即使诸如《鹖冠子》《文子》《鬻子》等典籍也都有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是综合性研究的基础。诸子学研究需要会通诸子学各家各派，回环往复地阅读研究，以通盘的视野看待诸子思想，这样才可能做到真正的综合。研究者的学科构成和自身学术结构也需要相应调整、不断更新。学界已有类似的研究，但是所做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学者就呼吁做好综合性研究，这和我们的思路是一致的。我们希望能够强化这一方向，以切实推进诸子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在《再论“新子学”》中，我们提到：“要平心静气面对古人，回到古代复合多元的语境中，把眼光收回到对原始典籍的精深研究上。”所谓平心静气，当然指一种研究态度，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不是心里先存着一个西方范例，然后研究诸子学，而是努力回到“原始语境”，在诸子时代的整体语境中运思。诸子的论争焦点为何，诸家的冲突与融合为何，问题意识又是如何演进的，哪些洞见出现了又消失了，哪些则一直保留下来？这就要求我们阅读与思考时足够审慎，也要足够敏锐。在描述诸子思想时，我们希望使用原有的术语，至少对最关键的术语应如此，哪怕要经过现代语言表述，也不要直接借用西方相关术语，关键术语之间互译是最复杂的比较工作。最后，以寻找原问题与原方法作为研究的归终，这就需要一种通贯整体的把握。毕竟诸子学具有自身的脉络，无法借助另外一套体系加以说明。就研究者素养而言，诸子学研究者的文献意识及思想能力是研究的两翼。文献意识是打开原始语境的必要手段，而思想能力的训练是把握问题的关键。在学科化的当代，这也就意味着要有哲学和文献学的训练。同时，也要能够摆脱这些训练带来的弱点，真正转化为处理诸子学问题的能力。

    从提出“新子学”，至今已逾五年。我们在《再论“新子学”》中描述了工作的规划。“新子学”工作包括三个部分：文献，学术史，思想创造。这是逐步深入的研究步骤，也是并进的三个方面。有些学者不太理解文献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不认同这种看法。无论哪个时代的文献问题都没有先秦这么突出，中国基本典籍几乎都有非常复杂的文献争议。如何辨别真伪，如何排列次序，如何有效使用，这都需要专门训练。特别是在出土文献频现的当代，没有文献意识，缺乏文献训练，诸子学研究根本无法进行。《子藏》只是我们文献工作的第一步，先秦诸子的真伪与时代辨析还需要不断深化推进。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是诸子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奠定了一个诸子谱系。而随着当代先秦学术史研究的深入，也需要对其做出必要的修正。其他如诸子学研究资料整理，也都有待时贤。同时，学术史研究也是“新子学”重点之一。诸子的学派关系，诸子间的相互影响，诸子思潮流变的轨迹，历代的诸子学演变，这些都需要精研深究。我们已经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情况做了系统梳理，这对于把握诸子的演变是非常必要的。最后是思想研究。当代古典研究最大语境是多元文明，思想研究意味着对有关文明的最一般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在古今的语境中加以比勘，从而得出现代的理解。如此则于当代的生活世界有意义，这才是“新子学”研究最后的落脚点。

    当代的古典研究，子学、儒学、经学都呈现生机，而文史哲研究也一直在突破，各种研究处于交错纷争的动态变化中。我在台北“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谈到：“纵观数千年来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发展，譬犹不同大陆板块之间经由独立漂移转而互相碰撞冲击，原先的矛盾只发生于板块内部，新的矛盾则会从板块内部扩张至板块之间，由单一之个体超越至彼此之关联。百年以来，中西文化之碰撞交流亦复如是……‘新子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试图努力寻求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我们一再提醒自己，既要观其细，也要观其大，既要通古，也要明今。这是一个艰难又值得付出的事业，唯有黾勉为之而已。感谢持续参与“新子学”讨论的学界朋友，也感谢陆建华教授，让我们有机会整理思路，较为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作者：方勇，系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