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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9日 星期五

    与邻为善

    作者:王充闾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9日 15版)

        插图:沈扬林

        【说文谈史】 

        九岁那年春节期间,私塾放假,我随同母亲到外祖父家贺年拜寿。一进院,我就见屋门上贴着一副洒金朱红墨迹对联,感到很有内涵,也很新鲜,和常见的“祈福呈祥”之类迥然不同,便默默地记诵下来:

        结善邻同照乘宝;

        正家风胜满籝金。

        外祖父告诉我,上联源于《左传》:“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照乘宝”出自《史记》:战国时,魏王对齐王说,他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下联暗用了北宋黄庭坚的诗句:“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籝常作灾。”

        区区一副十四字的对联,提出了两个重大的社会课题:“结善邻”说的是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正家风”强调了培养、教育子孙后代的重要性。人类自从形成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生活群落,便存在、延续着祖德家风;这种生活群落又因地缘相邻而产生相依互动,构成带有认同感与感情联系的邻里关系。邻里关系是否正常、良好,不仅直接关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生态平衡,而且对于人群精神素质、道德水平的滋育和涵养,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我们中华民族身上,这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在华夏大地上,传统社会以农立国,民众以“力田为生之本”,长期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加上儒家伦理文化的熏陶浸染,国人相互间产生了较强的亲和力与共容性。由此,以血缘关系结合的家庭家族和以地缘关系联系的社区邻里为经纬,形成了稳固的网状关系结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区是社会的单元,而邻里、乡亲则是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纽带。这样,具有群体凝聚力、归属感、依存感等鲜明特征的邻里关系,就随之而不断加强,成为社会中一项重要的公共关系。几千年来,祖辈流传的“远亲不如近邻”“千金买宅,万金买邻”“邻里好,赛金宝”等民谚,形象地表明了邻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亲仁善邻”,核心所在,是睦邻以仁。孔子曰:“仁者,人也。”《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乃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它是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衍生出来的,反过来,又成为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修已安人的道德准绳。从这个意义上说,亲仁善邻,同样也是家之宝也。家国情怀,原本是浑然一体的。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沈阳市沈河区多福社区,在同居民座谈时,语重心长地说,社区建设光靠钱不行,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理念,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与公义,自始就以一种品格、气质、风范的形态,融化在民族的血液中,沉淀到社会风习里,一代代地传承下来,还以诗文的形式记载在历代典籍之中。

        《周礼》中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之说。“四书”《孟子》中有这样一段话:“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老夫子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乡邻和睦共处的温馨图景,而且给出了以邻为伴、比邻相依的价值目标与道德义务要求,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邻里关系的经典论述。

        至于那些状写邻里、乡亲间真情灼灼、友好交往的古诗,更是不胜枚举。最是令人动容的,是诗圣杜甫的七言律诗《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

        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

        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

        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

        正思戎马泪盈巾。

        诗人漂泊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房前栽有几棵枣树,秋来果实累累。西邻一位孤寡、贫寒的老妈妈常常过来打枣,诗人抱着无限同情的心情,并不加以干预。后来,他从瀼西迁到了东屯,便把这所草堂借给了一位姓吴的亲戚。这个“吴郎”为了防止外人过来“扑枣”,便在周围插上了篱笆。诗人发现了这件事,深感不妥,遂立即以诗代柬,加以劝阻。

        唐诗中这类亲仁善邻的诗篇还有很多,读后铭感五内,心向往之。

        载诸史籍的还有一些动人心弦的逸闻佳话——

        宋人《谈苑》记载:五代时,官居工部尚书的杨玢,自前蜀归后唐,其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写好状纸找他支持,他却回函题写了四句诗:

        四邻侵我我从伊,

        毕竟须思未有时。

        试上含元殿基望,

        秋风秋草正离离。

        他教育子弟以历史眼光看待眼前的得失,认识盛衰无常,繁华易逝,拥有再多又能怎样?子弟们领会了杨大人的训示,打消了上告官府的念头。

        我又想到《寓圃杂记》《两般秋雨盦随笔》等明清杂著中,关于礼部尚书杨翥厚德海量、善待邻里的记载。杨翥活了八十五岁,历仕明代宣德、正统、景泰三朝,官声民望甚好。做修撰时,一个邻居每逢雨天便将自家院子里的积水排放到杨家院中,家人心中不快,他劝解说:总是晴天多,雨天少。邻人筑墙,侵占了杨家的宅基地,有人愤愤不平,以告杨公,公作诗云:

        余地无多莫较量,

        一条分作两家墙。

        普天之下皆王土,

        再过些儿也无妨。

        关于院墙纠纷的排解,还有一桩典型事例。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家人,与叶姓邻居因住宅院墙发生了争执,张家派人带上家书到京城面呈张相爷。张英随手作复,题写了四句诗:

        千里家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家不能不依,只好动手拆墙,往外让出三尺。叶家深受感动,便也主动把围墙向后撤退三尺。由此,争端迅即平息,两家院墙之间,还空出一条巷子,方便了路人通行。“六尺巷”由此得名,并传为旷世美谈。

        杨翥的诗,从正面讲述道理,引证古代名言“普天之下皆王土”,义正词严,极有说服力、感染力;而杨玢、张英的诗,则是从反面做文章——连美轮美奂的含元殿和威震四海的秦始皇,都早已灰飞烟灭、了无形迹,眼下的尺寸之地又有什么争头?痛切、冷隽,发人深省。三首诗的表现手法各有差异,其寓意却不谋而合,都表达了亲仁善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理念,提倡宽容忍让,反求诸己,正确处理邻里间的矛盾、纷争。

        邻里间的纠纷,诚然多为“鸡争鹅斗”之类的细事,但若认为无关大体,却是大谬不然——它们往往牵涉到社会公德、社区秩序、民风、家风等原则问题;而且,由于直接与民众利害相关,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果当事者为官员,必定昭然若揭地映现出官民关系和执政者的形象。也许正是有鉴于此,三位日理万机的当朝宰相,并不以其事小而倨傲不理,而是认真对待,以妥善方式予以解决,从而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这里,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秉持什么原则——是出以公心还是以权谋私,是顾全大局还是纠缠末节,是宽宏大量还是锱铢必较。三位当事人都大权在握,莫说“摆平”那些乡里“草民”,即便是六品黄堂、七品知县,也可以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上。可是,他们并没有弄权施威,仗势欺人,而是严格地约束家人,首先从自己做起,主动退让,善待乡邻,“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也给下级僚属做出了表率。

        时光流逝,世事因时而异。在21世纪的今天,这些千百年前的逸闻佳话、懿言嘉行还有现实意义吗?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特别是城乡住宅条件的改善,居民之间的接触少了,依赖关系减弱了,邻里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应探索新的经验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诸如扩充渠道加强联系,尊重邻居的人格、意愿、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尊重邻居的合法权益,等等——然而,处理邻里关系、解决矛盾纠纷的基本准则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至今,邻里关系仍然是社区乃至社会人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事关家风、民风、社会风气。对于邻里间的矛盾纠纷,仍然需要秉承亲仁善邻、与邻为善的理念,讲宽容,讲谅解,讲团结,讲风格,讲友谊,重情感,做到利益面前多让步,困难面前多救助。往古先贤那些感人至深的范例、传诵不衰的诗文,在今天仍有值得学习、借鉴的现实意义,尤其对于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反腐倡廉、树立优良作风,特别是家风、民风建设方面,更有直接的教益。

        作为邻里关系的根基,作为家庭文化的集中体现,家风连接着民风,民风连接着社会风气;和谐、健康的家风,在建设精神文明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联系这些古代先贤的懿言嘉行,可以加深对此精神的理解。  

        (作者:王充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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