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杨家岭

    本来是陕北高原上一道普通的山谷，东边的山顶上却还有生了苔藓的倒了或站着的石人石马，述说着历史曾在这儿闪烁过一些什么。就在这道山谷里，一直生息着十多户扛犁牵牛的庄户人，如长了一些随处可见的黄蒿和酸枣。在一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儿却齐臻臻地出现了许多伟大人物，如满目耸起了千丈大树，霜皮溜雨，黛色参天，风摇着它们的光影时，整个神州都会感到晦明的变幻。这便是延安杨家岭了。

    作为一个小草似的小学生，在稍后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

    我和同学们每人扛了两三个课凳，或者两人抬了一张课桌，从刘万家沟的延安二保小出发，汗流浃背地走了近三十里路，来到杨家岭。一路上我们碰见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不知这些公家娃娃在干什么，也许会联想到蚂蚁搬家。杨家岭当时是延安一保小的驻地。当我们把课凳课桌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延安一保小、二保小就随之在历史上消失了，两校合并成一个新的学校——延安保小。

    我以十二岁少年的目光环视着杨家岭：被战争破坏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依然十分雄伟；部分损毁了的中央办公厅的造型如飞机的“飞机楼”，也显得气度不凡；山坡上一排长长的石窑洞，整齐而又敞亮。阳光暖暖地洒了一沟，把石头都照得像上了些釉子。原一保小的同学们热情接下了我们手中的桌凳，放到早已安排好的地方，然后玩耍去了。他们滚铁环、弹珠珠、翻双杠，这些就不用说了，最特别的是“顶拐拐”。“顶拐拐”不借助任何玩具，只用分开的两手把左腿扳成一个三角状，用成了锐角的左膝盖与同样是此种姿态的同学互顶起来，右腿则支撑着身体，跳动着。

    我们第二天就在领袖们当年住过的那一排石窑洞里坐下来了。杨家岭应能感到，这里多了一些孩子圆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总是在眨眨闪闪。

    我太喜欢这里的石窑洞了，它简直是奢侈的教室。我们原来在刘万家沟时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窑洞。学校计划让我们二保小来的五年级，与这儿的五年级合并为一个班，但合并前要检验一下我们的水平。于是老师出了语文题考我们。题目中有邹韬奋文章中的一些成语，比如“颠沛流离”“甘之如饴”等等，让我们解释。我们几乎百分之百地如坠十里雾中，抓耳挠腮，回答不出。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东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杨家岭了。我立时感到这儿的文化再不是“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了，这儿的文化非常深奥。要想在杨家岭得意扬扬地学习并玩着，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结果，我们只能被插入四年级。

    其时，边区时代已然渐行渐远，但它把这浑厚的土地，内含新鲜汁液的梨树和木瓜，以及传统气息，悉数留给我们。我们自己种起了蔬菜。

    从杨家岭沟里走出来，再沿着山根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不远，有一处从石缝中渗出的水源很足的山泉，那儿就是我们班的菜地。我们种了西红柿、黄瓜、茄子和辣子。肥料是从学校的厕所里抬去的茅粪。那茅粪滴滴答答地洒了一路，味道很有点臭臭的，而我们走得趔趔趄趄，也显得丑丑的。但臭臭的和丑丑的加起来，未尝不是一首绝妙好诗。由于水足肥饱，我们的菜蔬长得非常可爱。我们总是在那里一边吃着西红柿或黄瓜，一边欢乐地浇水施肥。我很喜欢看一勺勺茅粪浇到渠水里去，随着水流急急地向菜根们奔去；菜们好像立时唰唰变着颜色，很是动人。收工的时候，我们总要抬了满筐子的菜蔬，送到灶房。

    也像边区时代一样，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都要以班为单位集体歌咏。差不多每班都有一两个指挥人才，十分帅气地抡着嫩胳膊，很有几分冼星海当年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样子。除此之外，拉胡琴，弹三弦，吹笛子，蔚然成风。乐器大多是自造的。我就曾从延河边抓了一条花蛇，剥下它的皮张，做了一把音色极好的二胡。每天晚饭之后，艳红的夕照之中，杨家岭的山山峁峁、旮旮旯旯，都有同学们在神气十足地歌唱、演奏。杨家岭简直成了一个音乐谷。

    每当元旦或者春节，我们都要去延安市区演秧歌，这也应是边区时代风气和作派的一种延伸。我在秧歌剧中扮演过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剧曲子不好，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就信手另写出一批，我因之对他肃然起敬。我从此嘴里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听的曲子。

    我们的同学有的六七岁，有的已经十六七岁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资历的干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队伍中的伙夫或马夫的子女，这无疑透露出一种平等。那时低班还配有保姆，就住在教室窑背上靠山的土窑洞里，我们高班宿舍在最高的山旮旯里，每天由两个值日生给山上抬去洗脸水和饮用的开水。我们宿舍周围没什么好看的景色，但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个能人，他把一颗颗吸去蛋清蛋黄的鸡蛋壳涂抹成鲜艳的什么水果，高高悬挂于荆棘枝上，照得我们单调的心灵有光有色。

    就是这个杜老师，一次在课堂上讲了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后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中间将来也能出现一两个作家。后来，杜老师倡导我们班办起了名叫《火星报》的壁报，并不断督催我在壁报上写文章。

    那些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当解放了拥有大型纺织厂的宝鸡之时，上级特别关怀我们这些孩子，在大家都穿劣质粗布衣的情况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蓝色卡其布制服。我们当然很得意，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显摆，总能吸引不少目光。穿脏了的时候，我去杨家岭沟口的延河畔洗，谁知一不小心，衣服竟被激流冲走了。我怎会甘心失去它，硬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冒险蹚入下游的深水区，水都淹到胸前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好多天闷闷不乐。谁知当我完全将它忘却了的时候，杜老师却拿来一件衣服，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一看，正是我的呀。杜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衣服肯定是要归你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你要认真写一篇文章，给《延安报》寄去。”于是，我便写了一篇题名为《我真佩服田双》的文章。不料刚过几天，文章就发出来了，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

    延安的夏天有时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习习，是练习写作的好去处。那儿四壁高如悬崖，空空的顶上是天和云彩；里面没有桌椅，却长了半人高的蒿草，时有麻雀和燕子啼鸣着飞来飞去。我常和通讯组的同学钻进大礼堂，随手搬几块砖坐下，分头写作或是一起讨论。有时蚂蚱还会猛地跳到我们的怀里，仿佛也想说点什么。

    那是在草丛之中，诗意之中，浪漫之中。许多草是开了花的，有的上面还颤着雾般的蜂翅，愈显得诗意和浪漫。

    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导，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

    其时，那座飞机楼——国宝级的建筑，学校却是用来做灶房的。柴烟、蒸气和香味，常从那儿飘漾而出，游走在杨家岭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飞机楼前面的院子，那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人们说，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这里曾经高挂过一盏汽灯，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灯下聆听过毛主席的总结讲话。而此刻，它既是我们的操场，又是我们的饭场，每次开饭的时候，我们就集聚在这儿用餐：每班蹲作一圈，圈里放着菜桶和笸箩，笸箩里盛的是作为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干饭。抬头看天，有时候蓝得虚虚幻幻，有时却有黄风刮过，发出一阵阵哨声，但这些都不能左右我们的食欲。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猪肉和大葱，用发面卷了上笼蒸出来的。至今想起来，仿佛在回味一个美梦。

    有一天我们正蹲在这儿吃饭，霍校长兴冲冲地走来了，让我和通讯组的另一个同学饭后到他的办公室。霍校长的办公室就是毛主席住过的那孔窑洞。霍校长说：“你们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连报社都表扬你们了。好好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延安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短论，号召全地区通讯组向我们学习。随后，他给我们每人发了两支铅笔和一个硬皮本子。我们能体会到那是一种庄严的奖励。那时候，一切都朴素简洁得让人终生难忘。

    越过我们的当年向前看去——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是杨家岭的常客；许多秧歌队都曾在杨家岭闹得热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杨家岭。杨家岭有着厚重的艺术积淀，那积淀无形中在我当年稚嫩的细胞里蠕动和发散。我之后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路上长出的棵棵草儿，开出的朵朵花儿，我常想，其中的一些定力、悟性和尚可称得上翠艳的东西，至少有四成是得之于此。

    （作者：刘成章，系散文家，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陕西省作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