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述古老中国

    众所周知，为了还原事实真相，法庭判案要尽可能多的搜集人证、物证、书证。要求形成证据链，而不是听信一面之词。同理，在文学人类学里面，为了还原历史真相，用大量的古籍作为书证，仅仅是提供材料的“一面之词”，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留下数不尽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文学人类学作为文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者利用人类学经验，走出书斋，深入民间进行田野调研，走进博物馆和考古现场，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四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包括传统国学古籍材料（一重证据）、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材料（二重证据）、口传故事和民间仪式（三重证据）、图像和考古实物（四重证据）。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七届学术年会上，文学人类学专家用四重证据法，让不少悬案有了更逼近真相的答案。

    《诗经·商颂》中的玄鸟是燕子吗？历史上众说纷纭。考古材料证明，殷商墓葬中出土最多的、也最为精美的鸟形象竟然是鸱鸮，根本没有燕子的踪影，第四重证据提供了无法反驳的解释和证明。《易经》坤卦“龙血玄黄”，如何理解？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古人会将它血液的颜色正式提出？千年来莫衷一是。考古材料再次证明，上古时期，和龙一样有通天功能的玉，就有鲜明的玄玉和黄玉之分，玄黄对立统一，作为上古的文化密码，就这样被解开。依托祖国丰富的物质遗产，通过对四重证据的综合利用，文学人类学学者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解读中华文明的文化编码，将活态的民间故事与传说、丰富多样的考古实物和图像材料纳入到原有的国学体系中来，建立起多维度证据的立体释古体系，完善了国学考证的证据链条，最大限度的接近失落已久的历史真实。

    被文字遮蔽的现代人可以通过尚存于民间的活态文化和新出土的考古实物，再次贴近那个早已逝去的历史年代，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化和歌舞礼俗，同样可以作为文化文本的四重证据。让今人感受到，千百年来延续至今的文化血液仍在流淌，并再次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