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贫穷”中死去

    雅尼斯·库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于2月16日在罗马去世。他是一位以“贫穷”著称于世的稀有艺术家。所谓“贫穷”，并非说他身世贫困，是指他终生信奉“清贫”的艺术概念，至死不渝。法国《世界报》载文称：他的辞世使得“贫穷艺术失去了它最忠诚的捍卫者”。

    笔者自幼喜爱绘画，但对“概念艺术”流派却不敢恭维。数度去浏览巴黎香榭丽舍，或卢森堡公园举办的概念艺术展，感觉是乏善可陈，比观赏一年一度的大宫殿“国际现代艺术展览”还更让人扫兴，唤起对萨尔瓦多·达利亵渎达·芬奇绘画的反感。或许，这是因为自己真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了。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库奈里斯是一位可敬的艺术探索者，尤其是他给人启迪的“清贫”哲理概念，引人深思当代造型艺术和空间艺术日益商业化的颓势。

    雅尼斯·库奈里斯1936年生于希腊比雷埃夫，20岁进入罗马美术学院，受到抽象表现主义熏陶，不久摆脱非形象艺术，代之以几何图形为象征的新颖创意。库奈里斯独辟蹊径，从马塞尔·杜尚的创作中汲取“概念”，冲出物质的樊笼，来展示主体内在的灵动，以无形超越有形。从20世纪60年代，他卷入了在意大利开始流行的概念艺术潮流，声称：“我找到什么，就用来创作，像一个老式画家，来时两手空空。”他采用日常碰见的自然元素创作出艺术形象，譬如玻璃、石块、树枝、毛织品、铁皮及其他金属薄板，长刀和木匠钉子等等，以此表达艺术与生活的思维，用材朴素无华，成本远比大理石和青铜低廉。继1967年将活鸟装置进自己的作品后，库奈里斯于1969年再出惊人之举，把法比奥·萨勒基迪尼的阿蒂科画廊改成马厩，拴入12匹活马，以表现人类奴役大自然。尔后，他又用活鲨鱼、飞鸽和松鼠等动物当展品，让观众看到的绝非“皇帝的新衣”，而是实实在在的自然生态，由此催生艺术冲动。

    由于其创意不同凡响，越出了席勒唯人类艺术观雷池，他数度应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和加卡塞尔文献展，以及热那亚、巴塞罗那艺术展，开始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作品也陆续由欧美大都会、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乌拉圭等十余国重要的博物馆，尤其是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收藏。2016年3月，位于巴黎新桥附近的法国铸币局举办了雅尼斯·库奈里斯作品展览。展品中有一笼子活老鼠和两尾在水中绕尖刀游动的金鱼。地上堆放着一些破麻袋，墙头挂着一块铁板，板前点燃一支蜡烛，板上用粉笔写着斜体大字：“不自由，毋宁死！马拉万岁！罗伯斯庇尔万岁！”由此可见，这位概念艺术家受了卡拉瓦乔和德拉克洛瓦绘画理念的冲击，一改早期的“无题”为“有题”，寻求一种艺术道德，坦露出作者的思想意识。

    “贫穷艺术”一词本出自意大利文艺评论家杰尔玛诺·切兰之口。切兰则是从波兰戏剧导演耶日·格罗托夫斯基所称道的“贫穷戏剧”得到启示，为概念艺术这一独特流派定出这个名目。“贫穷艺术”立意奇特，谋求艺术摆脱物质，以观念取代实物，属于概念艺术范畴。它的思维模式注入了不少思辨因素，使一些传统价值观发生变化，引出了诸多时髦的文化语汇，如“概念美术”“概念音乐”“概念舞蹈”等等，一时琳琅满目，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美各国流行起来。在西方，人们常提到的“贫穷艺术家”里，有马里奥·麦兹、朱塞佩·波诺纳、卢齐亚诺·法布罗、米开朗基罗·波斯托莱多、朱里奥·包利尼。雅尼斯·库奈里斯似乎是这一艺术流派的代表人物。

    库奈里斯的“贫穷艺术”，与同属“概念艺术”的“行为艺术”，或称“行动艺术”不同。“行为艺术”源于法国，代表作是伊夫·克莱因的《自由落体》，偏重于自由展示行为过程，难免导致艺术泛化，在一些受众眼里，“行动艺术”被视为“非艺术”，而西方的“肢体艺术”往往丧失“行为准则”，与东方传统伦理价值相悖。与之相较，“贫穷艺术”似乎无此颓唐之虞。库奈里斯强调天赋的生命力，总以自然为本，视之为艺术之源。作为“贫穷艺术”的至诚信奉者，他不尚浮华，着眼于人类生活的“简朴”，崇尚言简意赅的表达原则，故与时髦的“波普艺术”形成鲜明对照。法新社在2月16日报道库奈里斯逝世的消息时，特别提到：“雅尼斯·库奈里斯被公认为‘贫穷艺术’的创始人之一。这个意大利艺术思潮不满20世纪末60年代称霸的美国文化，尤其质疑波普艺术。”法国《世界报》也于同日发表记者菲利普·达让的署名文章，指出雅尼斯·库奈里斯作品的主旨是“追求视觉的清贫”。这正应和了我国经典《国语》中的古训：“骄泰奢侈，贪欲无艺。”

    这里阐明了一个看来浅显，实则深刻的艺术哲理。俄国文艺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在1858年已论述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他越出人本主义的范围，肯定“美就是观念在事物上的显现”。从这一角度来审视雅尼斯·库奈里斯的“贫穷艺术”，再将之与“波普艺术”前卫明星安迪·沃霍尔进行一番比较，就能明显感觉二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靠《玛丽莲·梦露》《可乐樽》《布利洛肥皂盒》雕塑和《金宝罐头汤》系列等时髦广告画一跃成为美国流行艺术宠儿的安迪·沃霍尔，显然是跟应市创意和商业炒作的大众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商业化的超消费文化一时炫目，但毕竟会变成过眼烟云。沃霍尔自己也并不赞同名人崇拜，坦率承认“我不认为自己的艺术有恒久的价值”。他这番话预示着，迎合世俗审美趣味的波普艺术商业效益虽显著，但文化商品化意味着单调和虚无，终将要走下坡路。

    雅尼斯·库奈里斯生前曾到过中国，用两年时间考察中国的社会文化，于2011年底在北京一家美术馆举办了《演绎中国》展览。他把中国的古老瓷片、瓷碗等拼成不同图案，当作语言概念，暗喻历史，来呈示自己的“贫穷艺术”，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一种与东方“他者”进行的跨文化对话。一位西方的概念艺术家在遥远的、重形象艺术的中国留下足迹，是一件不多见、值得称道的幸事。如今他已归西，要看故人给当今世界遗传下什么。恰于此时，笔者看到《费加罗报》杂志妇女版对“贫穷艺术”新秀、瑞士人托玛·伊赫索恩的介绍。他的画坊装置在巴黎卫星城奥伯维利耶，正展示着用透明胶带将一沓沓彩纸粘贴成的一对女模特，双姝窈窕，身材修长，一似长颈鹿，观众得仰首方可一睹芳容。面对伊赫索恩如此曼妙的两淑女作品，笔者悠然遐想：库奈里斯宗师不复在世，但斯翁一生不改初衷，坚持探索的“贫穷艺术”已经成为一种异类美学，自有承继的后来人。

    （作者：沈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