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的婚恋指南

    【深度解读】

    1816年，简·奥斯丁在修改《诺桑觉寺》书稿时，对大众能否接受这本小说惴惴不安，于是提笔在书前添加了一段自辩：“这本薄薄的小书完成于1803年，计划即刻出版。文稿交给了一位书商，出版广告都打了，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下文，作者也不得而知……恳请公众谨记一点，从完稿之日至今已过去13年，世事人情、时兴的书籍和看法已大不一样……”遗憾的是，奥斯丁次年因病去世，未及目睹小说面世及读者反馈。

    奥斯丁担忧自己的作品熬不过13年的考验，放在200年后的今天来看，不过是一则名人趣谈。简·奥斯丁名垂文学史，学者们不厌其烦探讨她的叙事结构、人物刻画、语言风格，推究她的社会观、女性观和道德哲学，不知道生产出多少专著和论文。与此同时，奥斯丁的名字也成为一个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商业品牌，为英国出版业、影视业和旅游业广招财源。“奥斯丁产业”兴旺发达，英格兰银行“投桃报李”，将这位女作家的头像印在了英镑纸币上。

    奥斯丁雅俗共赏、书迷跨越国界，曾被小说家吉卜林尊称为“英格兰的简”，也曾被另一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戏称为“每个人的简”。而我们今天只谈谈作为婚恋专家的简。

    婚恋与英国的社会等级

    论专长，把简·奥斯丁归为小说家中的婚恋专家，想来不会有异议。她的6部小说“成全”了10余桩婚事。大部分姻缘为她所“首肯”，也有个别她不赞同、不满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婚事无一例外聚焦于女方，在单边展开观察和描摹。女作家取女性视角讲述情事与家事的发展和纠葛，看起来更自然更真实，这是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一点：奥斯丁作为体面阶层的知识女性，深深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对自己性别的不公。虽然她个性谦卑保守，笔触远离政治，从来不涉控诉和抗争，但她绝非对现实无动于衷。她在轻喜剧中挥洒幽默讽刺才华之时，也在缓缓道出女性的难处和痛处。

    简·奥斯丁笔下的婚恋，核心包含三要素：情、理、钱。情感部分，喜欢谁，不喜欢谁，女性貌似可以自己做主。但是，决定谁能嫁、谁不能嫁、谁可高攀、谁不可俯就的世俗情理、社会法则和财产法规却由不得她们说了算，因为她们生活在摄政时代的英国，受制于一个严苛而复杂的社会等级系统。

    就奥斯丁的微观世界而论，等级顶层是继承世袭爵位和地产的贵族，《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托马斯·贝特伦爵士、《劝导》中的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即属此类。他们多数愚昧可鄙，少数心眼儿好却平庸无趣，但无论如何，高贵的血统和地位是生来注定的。

    第二层是没有爵位头衔但拥有地产、生活闲适的乡绅，如《傲慢与偏见》中的班纳特先生和达西先生、《爱玛》中的奈特利先生。如果说奥斯丁有灰姑娘情结，那么，她的王子基本来自乡绅阶层。可以说，该阶层寄托着奥斯丁的道德理想、审美理想和社会责任理想。

    第三是出生时口中未含银汤匙、成年后必须自食其力的专业或职业阶层。由于英国贵族和乡绅阶层实行长子继承制，没有继承权的幼子通常不得不从事某个领俸禄或有收入的职业：当牧师，当军官，当律师，当医生或者投身工商业。在以闲为贵的英国传统文化中，劳作意味着卑贱。因此，一般而言，他们的社会地位处在体面阶层的边缘。倘若家道殷实、资产可观还罢了，如果不是，那么免不了要受到前两个阶层的怠慢甚至歧视。《傲慢与偏见》中的柯林斯牧师、《爱玛》里的埃尔顿牧师之所以成为全书的笑柄，除品行有亏外，他们的饭碗来自教区地主的恩赐是重要原因。伊丽莎白的姨父是律师，舅舅舅妈在伦敦奇普赛街经商，在重视门第的达西以及彬格莱小姐眼中，这两门亲戚都是她的“污点”。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走运，职业阶层也是可能跻身乡绅阶层的。《理智与情感》中的布兰登上校原是家中的幼子，但长兄早逝，遂得以继承地产成为乡绅。再如《傲慢与偏见》中的彬格莱先生，虽然富有，但其实是北方的工商业新贵，他花的钱是“新钱”，比承继祖荫而来的“旧钱”低一等。然而，通过结交达西这样的朋友、购买地产以及与班纳特先生联姻，他最终顺利爬上一格，晋身为绅士。

    再往下，第四阶层，则寒酸得称不上“体面”了。《爱玛》中的牧师遗孀贝茨太太母女、当家庭教师的简·费尔法克斯小姐都属于这一层。他们因失去主要家庭经济来源而堕入穷困，只不过受过教育，地位比大字不识、干体力活的佃户农民、仆人略高一点。

    不利于女性的婚姻市场

    看得出来，上述等级区分是以男性为主体来衡量的。由于爵位和绝大多数地产自古限定男性继承，女性只是每个阶层的男性的附庸：某个男人的女儿、妻子或母亲。女性没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和权利。成年女性除了婚姻以外几乎别无谋生之道。因此，如果家里没有诞下男丁，那么最明智也不过是像班纳特太太那样火急火燎替女儿张罗亲事——最好赶在班纳特先生去世前给5个女儿都找好婆家，否则，待家产落入法定继承人、堂侄柯林斯之手，一家子就很可能像《理智与情感》中的达什伍德母女四人一样被扫地出门，非得仰赖娘家远亲的恩典才能找到栖身之所，而且不得不节衣缩食直到女儿觅得好归宿。或者更惨，沦落到《爱玛》中贝茨母女的境地，女儿熬成老姑娘，一家人贫困潦倒、备受欺凌。

    普通人家的女儿愁嫁，豪门也有豪门的苦恼。矜贵如咖苔琳·德·包尔夫人，也必须为独生女儿安的婚事操心。虽然祖产罗新斯花园极罕见地没有限定继承权，将来可归女儿所有，但是，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已婚妇女没有财产权，婚后，女人的财产就变成了丈夫的财产。女儿将来的幸福全系在未来女婿的家世和德行上，老太太在择婿一事上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她对达西亲上加亲的希冀、对伊丽莎白横刀夺爱的愤恨，也有可悯之处。

    奥斯丁的小说出版于1811-1818年间，此时妇女还没有起诉离婚的权利。1857年颁布《离婚法》，才把离婚裁决权从英国教会转移到民事法庭手上。1870年，英国女性等来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1882年，已婚妇女对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才拥有独立处置权。这意味着，在奥斯丁的时代，家境富裕、嫁妆丰厚的女孩在求婚者眼里实质上不过是行走的钱包。《傲慢与偏见》中韦翰诱拐乔治亚娜未遂，便是一起失算破产的婚姻敲诈阴谋。《理智与情感》中的风流浪子威洛比，心属玛丽安却另娶他人，图的也是对方的财产。即便是为人正派、英俊潇洒的费茨威廉上校，说到为前途着想、把婚姻当作求取未来事业投资人兼生活伴侣的机会的时候，也并无愧色。

    奥斯丁的忠告

    可见，阶级结构、财产安排，对于婚姻市场中的女性——不分贵贱贫富——是一百个不利。但是，她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不得不勇往直前，期望在婚姻中安顿好自己。这个任务有多艰巨，可想而知。奥斯丁对她们怀有万千同情。她的小说，极为耐心地向同时代的女读者们传达忠告：谈婚论嫁前，要知人、识世，唯有在此过程中迅速成长、成熟，方有可能苦尽甘来，寻得幸福。

    知人包括两方面：认清别人，认识自己。这首先要把《傲慢与偏见》中吉英与彬格莱这一对天造地设的幸运儿排除掉。他们两人品貌合称，性情相近，一见钟情。要不是亲友出于私心无事生非，小说写到1/3处就该报告喜讯了。此等小概率个案，对一般人谈不上有什么指导意义。知人识世之初级难度，体现在《理智与情感》中的埃丽诺和爱德华、《劝导》中的安妮和温特沃思之间。两例都是天意弄人：前者是相逢恨晚，爱德华早已与人私订终身；后者是相遇太早，安妮多年前因年幼软弱听信亲友误导而悔婚。但是，埃丽诺和安妮有相似的性格和品德：冷静明智、隐忍克己、爱人利他。两个故事展现的是两个成熟女子如何应对失意的逆境和失去的机会，如何因为自知、自明和自律而终获幸福。奥斯丁对她俩无疑是赞许的，因此，苦虽苦，但给她俩的回报巨大：她们到底没有看错人。

    识人方面的教训再深刻一点，就要谈到伊丽莎白和爱玛了。伊丽莎白的弱点是容易为成见所左右。由于对自己的虚荣心估计不足，对自己的判断力过于自信，她险些将正义感和情感用错对象，贻误终身。而爱玛的缺陷是迷失于优越感，为自大和势利所障目。她乱点鸳鸯谱，毫无顾忌地伤害可怜人，差点给无辜者招致不幸。

    对自己了解不足必导致识人方面的偏差，这是伊丽莎白和爱玛的问题所在。不过，两人是幸运的，来得及自纠错误，也有正确的道路摆在眼前。可世上还有一种最难的情境：对现实有了通透的认知并不必然带来希望；女性作为婚恋中的被动方，有时只能向生存屈服。《傲慢与偏见》的夏绿蒂是一例，《理智与情感》的玛丽安是另一例。玛丽安对威洛比的爱情体现了她的精神理想：生活应该充满激情、诗意和欢笑，婚姻必须以共同语言和精神愉悦为基础。然而，生活的教训很残酷：威洛比靠不住，她只能选择仅比母亲小5岁、严肃寡言的布兰登上校。夏绿蒂不是看不到柯林斯的荒唐可笑，而是看到又能如何？生活前景只有糟和更糟两种样式，她必须挑一个。对玛丽安和夏绿蒂而言，知世不能改变世界。在她们两人这里，奥斯丁也无计可施。事实上，简·奥斯丁自己便终身未婚。

    奥斯丁最敬佩的文坛前辈约翰逊博士曾说，文学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享受生活，或者更好地忍耐生活。对于一代一代在婚恋问题上迷茫的女性读者而言，应该说奥斯丁做到了这一点，不管是凭借她的小说，还是她自己的人生。

    （作者：萧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