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人的精神殿堂

    【大学老建筑的故事】  

·开栏的话·

    建筑是石头写成的史书。岁月更替，物是人非，老建筑留守原地，代表时光讲述过往。

    中国大学里有一些老建筑，它们领略过近代西学的熏陶，抵抗过战争岁月烽火的纷扰，又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跨越腾飞……屹立在校园中的老建筑，代表着时代的精粹和沉淀，凝聚着一代代知识精英的精神和气质。每个老建筑里，都有传奇的名人与故事，它们是大学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也是大学宝贵的校史育人资源。

    即日起，本报与复旦大学联合推出“大学老建筑的故事”——掀开历史风尘，探寻尘封在大学老建筑里的记忆；描述现实图景，探寻老建筑里绵延不断的大学精神，旨在拂去校园的浮躁之气、激荡校园的向上之心、滋养校园的核心价值、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同时，“大学老建筑的故事”之复旦大学也于即日起开启网络投票，鼓励复旦大学师生与校友积极参与投票，共同书写自己与学校老建筑的难忘瞬间。光明日报教育部官方微信“光明微教育（gmweijiaoyu）”提供网络投票入口，点击关注“光明微教育”可获得活动详情。

    1985年5月27日，正逢复旦80年周年校庆，作为历史系大一（下）学生的我，和同学一起在教室里收听相辉堂庆典的实况转播。大会结束时，我和一位同学跑到相辉堂看热闹。在相辉堂东门口，我们正好看到一群人簇拥着一位戴墨镜、拄拐杖的老人，他就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历史系知名教授周谷城先生。我抬头一看，前些时候刚制作的大红色“相辉堂”堂额，便是他题写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相辉堂这个名字是啥意思，旁边一位学长告诉我，“相辉”二字取自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和近代著名教育家、复旦老校长李登辉两人的名字。

    2007年11月24日，我第一次应邀在相辉堂为复旦大学党校第六期预备党员培训班640余名学员讲《复旦历史上的共产党人》，我从相辉堂的历史讲起，谈到李登辉校长1947年在当时新落成的登辉堂里，勉励毕业生发扬“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情怀。因我在宣传部和档案馆工作的缘故，我从2007年至今的10年间，已先后为复旦新生、新进教职员工等18800人次宣讲复旦校史和精神。我在讲课当中，都会向大家讲述在相辉堂曾经发生的重要事件。

    自1947年初夏在废墟中拔地而起，相辉堂便与复旦的成长风雨同路。如今，相辉堂已是复旦校园中一抹不可或缺的风景，它不但是国内外重要宾客的演讲场所，是复旦学生活动的重要基地，更是深藏于每一位复旦人记忆深处的精神殿堂。

/ 光影志 /

    我在复旦读书时，对相辉堂的记忆主要是看电影。那时复旦中文系、外文系师生利用自身优势，经常搜集一些内部电影或外国电影放映。

    1988年1月25日傍晚，校学生会的一位同学去上海电影招待所接《最后的疯狂》导演周晓文，时任校学生会文艺部长的中文系84级学生毛德良去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宿舍接《红高粱》导演张艺谋。《红高粱》是张艺谋第一次导演的电影，当时全国还未正式排片，想先通过内部放映听听观众反响，于是他选择了复旦大学。那晚，两场电影在相辉堂先后放映。那天，剃着平头的张艺谋，身上裹一件草绿色军大衣，脚上穿着一双“765”皮鞋（当时上海人形容穿七块六毛五分的皮鞋的简称）。放映时，坐在贵宾接待室里的张艺谋不时起身，穿过接待室与相辉堂的连廊，悄悄透过银幕或绕道后台，观察观众们的反应。两场电影放映结束后，主办方请周晓文和张艺谋上台与观众对话。那天学生们对《红高粱》反响强烈，提问的特别多，令张艺谋兴奋不已。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复旦大学相辉堂试映成功，随后在全国正式放映。

    4月27日，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相辉堂正式放映，票价两毛五分，因观众反响强烈，学校放映组又安排在5月6日放四场。翌日因为是周六，放映组特地安排了五场，最后一场放映开始竟已是21：30。

/ 史事录 /

    2014年6月，学校召开复旦大学校友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会上校友会领导介绍为建校110周年特别推出的校友年度捐赠项目，其中就有相辉堂座位捐赠，每个座位11000元。这时，我忽然想到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到相辉堂演讲时，关于台下就座的一份座位表。我赶紧回到档案馆，找到并复印了那张座位表，返回会场，主动提出要宣讲里根在相辉堂演讲以及这张座位表背后的历史。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计划4月30日到复旦大学访问并演讲。鉴于里根1981年曾有被刺杀经历，美国当局为了从安全角度出发，里根的演讲台（实际上是一个防弹装置）也特地从美国空运过来。而复旦不同意让有美国标志的演讲台在相辉堂上展示，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特地制作了一个巨大的演讲台，直接套在里根的演讲台的外面，而且因为当天直播，所以演讲台正前方的镶嵌着用篆书与英文交织而成的粉红色“复旦”圆形标志就传播到全世界，也开启了中美民间人文外交的新篇章。那时，所有听讲者名字一一落实到每个座位上，所以留下了一份《接待人员座位安排表》。从表上看到，除安保人员外，其他690个座位全是复旦师生。当我随意报出当年80级到83级的听讲学生的名字时，场面一时热闹起来，对于这690位复旦师生来说，按相辉堂里的座位“图”索骥，相当于让他们拾起复旦校园里的记忆。

/ 传承地 /

    1988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学校档案馆从事校史编写工作，两年后又去读研究生，在相辉堂经历了两次开学和毕业典礼。1997年，我从历史系抽调到文科科研处，从事科研管理工作7年左右。每年的三四月份，我都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向文科各院系发通知，征集校庆科学报告会论文，然后将论文目录汇编成册，在五月份校庆前发到各院系。

    校庆时举办科学报告会是复旦一个学术传统。1954年5月27日，在登辉堂（相辉堂前身）举行了建校49周年庆祝大会暨第一次科学讨论会，陈望道校长在大会上致辞，提出“校庆种种活动，以促进科学研究为中心”。此后11次复旦大学校庆科学报告会都在登辉堂举行，直到“文革”期间被迫中断。1978年重新恢复举行第12次校庆科学报告会。

    了解到这个传统后，我有意识地开始搜集自1980年以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目录，到今年正好是复旦大学建校111周年暨第50届科研报告会。上个月，新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同志来到她的母系——新闻学院调研，她与学院18位教授、班子成员座谈交流时，还深情地回忆她当年写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被推荐到系里的科学报告会上宣读。事后，我找出1983年的《第十七届科学报告讨论会目录》，果然在第13页有“《数理分析在传播研究中的作用》，焦扬（学生）”记载。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1984级学生、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