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酌淮河滋味

    几乎人人都知道长江三峡雄奇壮观的风光，但很少有人知道淮河上也有三峡。千里长淮出桐柏奔涌而下，进入安徽境内不久，便遇两山对峙、河窄流急的硖山口，这便是淮上第一峡。再往下游，还有断梅谷、浮山硖。

    之所以熟悉淮河三峡，是因为我的故乡，就在硖山口下游十多公里处的小城——安徽省凤台县。凤台没什么名气，但说起大帅哥宋玉所写《登徒子好色赋》的名句“惑阳城，迷下蔡”，那名气可就不小：我的故乡，就是当年的下蔡古城。

    离家外出工作，已经二十六七年。这座小城，让我牵挂的自然是老母亲，故土难舍的她老人家，一直在这里生活。除此之外，那便是故乡的滋味——淮河岸边特有的、从幼时便已融入血液且至今不能忘怀的滋味。

    小时候，我的家就在淮河边上，直线距离不过百米，中间就隔着一道防洪堤坝。那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除了汛期洪水奔腾，其他季节的淮河，都是一河碧波，两岸垂柳，秀美至极。饮水、淘米、洗菜、洗衣服……淮河，是沿岸居民地地道道的“母亲河”。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时的淮河，还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鱼虾，以弥补困难岁月里蛋白质的供应不足。说起鱼虾，至今眼前还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清澈见底的河水，纤纤水草间，小鱼小虾灵巧地游动……记得那时，最愿意帮着大人去河边洗衣服，小手拉着一条毛巾，在水里一兜，便会有小虾“落网”。去除虾头，那半透明的虾肉，便送进嘴里，甜丝丝的，没有一点泥腥味。

    在那个什么都要票证的时代，故乡的鱼是正常供应的：菜市场有个专门卖鱼的地方，渔民打了鱼，就在那里卖，一般到中午就收摊散去。记忆中，家里常常吃鱼，大人们下班回家的路上正好经过卖鱼的地方，这时候渔民等着回家，剩下的鱼价格自然好商量，三毛、五毛钱，往往能买下一小“堆”。收拾这些论堆卖的鱼，连菜刀都用不上，用手挤出鱼的内脏，一条一条洗干净，然后拌上面粉，下到锅里熬，一家人连汤带水就可以饱餐一顿。

    大一点的鱼也会买，不过多是在洪水季节或者秋末。那时候上市的鱼数量多，价格也便宜。买了大一些的鱼，照例是要红烧的：将鱼剁成段，裹上面粉在油里煎得黄灿灿的。然后，放入大料、葱、生姜、辣椒和酱油，焖得汤汁变稠，鱼肉入了味，便大功告成。餐桌上有烧鱼的时候，把鱼汤浇在米饭上，是那时极佳的美味。一直到现在，家里烧鱼时还常常如法炮制，鱼汤泡饭，往往吃撑了肚皮。

    不仅烧鱼，故乡的大菜都是“烧”出来的：烧肉、烧鸡、烧鸭……家里来了客人，没有烧菜便显不出待客之热情。然而，烧菜的口味很重，油大菜辣，人们有一句话总结烧菜的滋味，便是“一咸三分味，一辣到十成”。现在想想，这样的重口味主要是因为平时清汤寡水的日子，好不容易吃上一顿，当然要以一当十，过足了瘾才行。

    故乡的重口味应该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便是饮食文化基因。沿淮曾经有过这样一段顺口溜：“天下大事，吃喝二字，老婆第三，孩子第四。”颓废与粗俗之中，把吃喝的地位放至最高，主要是与地域特殊的水土有关。昔日的淮河，虽然比现在干净美丽，但绝不似现在这样安澜：每年午收之后，淮河便进入汛期，一夜之间河水就淹没了房屋、田野、道路，人们只得背井离乡乞讨度日。所以，千百年来沿淮人最不讲究房屋，往往有了钱便大鱼大肉一饱口福。

    对于故乡的“重口味”，印象最深的当属杂烩汤，那时国营、集体的饭店里都有，一口大锅“坐”在油桶改成的炉子上，油油的汤里面是肥肉片片，还有粉丝、海带丝和红红的辣椒。之所以印象深，是因为得享这口福，完全靠自己劳动所得——那年我12岁，正上初一。寒假里，母亲工作的新华书店照顾家属批发年画、对联，批零价差18%，而且卖不完还可以退货。我和一个小伙伴搭起摊子，开始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买卖。摊点在县城十字路口的边上，厚厚的棉袄棉裤，也挡不住凛冽的寒风，小手因为卷画和数钱冻得通红。因此，每天中午可以花三毛钱，到对面的饭店，吃一碗杂烩汤和一个馒头。这样，吃香喝辣的日子，美滋滋过了十多天。

    印象深的“重口味”，还有豆腐脑。淮河大河湾里的豆子是出了名的好，沿淮地下水也是呱呱叫，出好的豆制品本属平常。但故乡的豆腐脑，不仅嫩滑爽口，而且做法独特。走遍大江南北，豆腐脑要么是加调料直接吃，要么是加鸡汤。而故乡的豆腐脑，是与汤料一起吃的——半碗豆腐脑，加上滚开的肉汤，肉汤里是滑而不烂的山芋粉丝，再加上一些细细脆脆的馓子，浇上半勺肉丁、半勺辣椒和一勺蒜水、一勺酱油，素里有荤，淡里有味。为了这一口，这些年每到一处都会留心，但绝无发现。以至于前年在延安学习，看到食堂自助餐里有土豆炖粉条，有豆腐脑，便把两样混在一起，加一些肉汤、调料，吃得津津有味，让一桌同学目瞪口呆。

    在外面的日子，忙工作，忙生活，但是再忙也要抽时间回去看看。母亲在那里，是她老人家给了我生命；故乡在那里，是这方水土给予了我最初的味觉与美感。淮河岸边，有我忘不了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