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康国济民”的草根大儒

    李觏（1009—1059，觏，音gòu），北宋江西建昌军长山人，自幼虽家境贫寒，但敏而好学，涉猎广泛，长怀“康国济民”之志。科举失意后，遂放弃仕进，“市里无人识古音，抱琴归去隐山林”，一意“闭门求取圣贤心”，倾力兴学授业，名噪东南。李觏以教育立身，以著文立世，道德学问为士人楷模，终成“一代名儒，后学之师表”。

“江西学派”的重要代表

    宋代学者通常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视为理学先驱，首倡此说的是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其实，欧阳修本人和李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胡适曾指出：“李觏、欧阳修、王安石一班人想从礼乐刑政一方面来做那‘自大其教’的事业”。胡适认为，北宋李觏、王安石和南宋陈亮、叶适宣扬的“乐利主义”，实为明清“经世致用”思潮的滥觞。“李觏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

    李觏的思想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特点。他合理地吸取了前贤的思想成果，经过改造，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元气本体论”思想，对人和万物的本原、起源、产生和演化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宇宙中的人和万物，都是根源于气，都是由阴阳二气相互会合、相互作用而产生和形成的；在阴阳未分之前，“太极”或“虚一”作为阴阳和合体的原始物质——“一气”，存在于宇宙之中，经过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等不断分化、衍变，而形成了人和万物，因此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主观来自客观。

    李觏从对先秦儒家典籍的阐发中，建构其儒家心性理论和人伦道德学说体系，把“礼”作为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重心，以之统摄其余。李觏在《礼》学方面造诣颇深，史称其“学通《五经》，尤长于《礼》”。在李觏思想学术体系中，“礼”是其立论的基础。他依据自己的人性理论，提出了教化成善的道德学说，强调教育的促善作用，认为绝大多数人是可善可恶的，只要圣人君子施以教化，就会促其由恶变善，去恶为善。

    程朱理学认为“天理”是善，“人欲”为恶。而作为“北宋儒家功利学派的开创性人物”的李觏，则认为“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批评孟子的“何必言利”过激，指出“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重视义理与功利的结合，批判社会现实，力图革新改良，谋求国强民富，对王安石、陈亮、叶适、辛弃疾等都有过影响。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说：“宋代政治思想的重心，不在理学，而在与理学相反抗之功利思想。”学者王国轩指出：“李觏在复兴儒学方面是有功的，他用仁义礼智信节制慈悲普济，排斥报应、空洞见性等佛学学说，重视经学，特别是重视《易经》和《周礼》……李觏比较重功利，强调义理和道义合一。”     李觏的经济思想，是以《周礼》为思想基础，汲取管子、商鞅、韩非等富国强兵、重农抑商的主张。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富国策》），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经济，是物质财富。所以，他反对把实际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拯救北宋日趋贫弱的局面，缓和阶级矛盾，他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阐述自己富国、强兵、安民等主张。

北宋变法先导

    李觏虽未身居高位，然所著之书、所立之说，皆为从大处起论的“真医国之书”，力求“康国济民”。《东都事略》赞李觏有“昌国强兵之学”，胡适则说他是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先导。

    至仁宗时，北宋内忧外患频仍，变革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和追求。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地提出裁减冗官、任用贤能、强调民生、建构新制的改革主张。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同游于范仲淹门下，同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主张。李觏更是新政的积极拥护者、理论倡导者，“常愤疾斯文衰敝，曰：‘坠地已甚，谁其拯之？’于是夙夜讨论文、武、周公、孔子之遗文旧制，兼明乎当世之务，悉著于篇。”在庆历三年、四年这两年间，李觏便写下了《周礼致太平论》《庆历民言》《寄上范参政书》《寄上富枢密书》等重要著述。其中的“开讳”“谨听”“防弊”“止幸”等篇目主张要广开言路，进纳忠言，远斥肖小；在“虑永”“备乱”等篇目中主张居安思危，商讨长治久安之策；在“损欲”“本仁”中主张仁爱爱人，禁尚奢侈等。李觏把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之中展现经世致用之学，这从理论上为庆历新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等人被逐出朝廷，李觏也只能继续“安心”于家乡的教书生涯。但在某种程度上，李觏在思想上对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他们的经世治国思想，诸如政治主张、理财思想、人性观点都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把“理财”作为政治改革的核心。王安石曾在致友人信中写到：“安石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学，求友于天下久矣”“足下又以盱江南士大夫为无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王安石作为熙宁变法的主持者，必然要吸取庆历新政的经验教训，李觏、王安石之间思想的沟通与承继是很自然的，何况他们还是邻县文友；李觏的高足邓润甫又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李觏的另一高足、侄子，官至枢密副使的李山甫也和王安石有很深的交往。

    终其一生，李觏都是坚持革新，支持变法派的，这源于他“康国济民”的伟大抱负，源于他的功利主义儒学思想。虽然这种抱负无法实现，但他把倡导新政，强国富民当作已任，一生为之奋斗，不愧为宋代社会改革的先行者。

北宋著名文学家

    李觏20岁时文章即渐富盛名，生前已得到广泛推崇。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十一称：“李泰伯以文学名于时。”宋真德秀在《续文章正宗》中说：“皆宋文也。欧、苏、曾、王之作为多，间有范希文、李泰伯、刘贡父、曾肇及秦、黄、张、晁数篇，可谓精矣。”真德秀是理学大家，反对李觏非孟，但还是将其文章列入，其影响亦可见一斑。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一《评文》也把李觏列入文章大家之中：“山川旺气化入文章，噫，盛哉！有如王黄州之恪、孙泰山之义、石徂徕之厉、尹河南之简、欧庐陵之醇、苏文安之远、李盱江之锐、宋常山之峻、司马涑水之端、曾南丰之毅、王临川之整、苏东坡之浩……笔势骎骎与周汉轧，是岂区区模仿者之所能及哉？”

    李觏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大胆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潜书》十五篇，即是出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以康国济民为意”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

    李觏的其他文章，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经世思想时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学记》，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称他“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范仲淹荐李觏疏》），“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宋元学案补遗》卷三）。

    李觏也是一位卓有才华的诗人，传世诗歌有330余首，他的诗歌在艺术上极力追求意境、辞藻方面的奇特。清人王士祯在《居易录》中曾称赞李觏的《王方平》《壁月》《梁元帝》《送僧还庐山》和《忆钱塘江》五首绝句“风致似义山”（义山即李商隐）。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李觏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创辟的两家”。李觏既写有较多的吟咏自然景物和个人生活感怀之作，如《忆钱塘江》《咏竹》《乡思》《自遣》《勤学篇》《未中归赋》等；也创作了不少咏史诗，其近30篇此类诗作，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借古讽今，渗透了诗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发人深省。

    尽管李觏的一生是短暂而平凡的，但他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而献言献策，一生著书立言不辍，所论字字切中时弊，涵察千古，游刃百家，宋仁宗称他“通于经术，东南士人，推以为冠”，范仲淹赞他“著述立言，有孟轲、杨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胡适对他更是称赞不已：“李觏是北宋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的学者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