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延安 新视角

    提及罗斯·特里尔，相信很多人不会陌生。作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研究员，他撰写的《毛泽东传》于1980年出版后，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发行，中文版也印刷了180万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不久前，特里尔先生应邀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做《海外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讲座，当得知学院举办有《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特色展室时，他很感兴趣。讲座结束后，我便陪同他参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为代表，先后有数十位外国记者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根据地实地考察，留下了大量的照片、文字报道和一批珍贵的视频资料。为了拓展教育培训资源，把这些珍贵资料转化为干部教育的活教材，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局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联合举办了该专题展览，并作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的主题教室之一，展览主要通过这些外国记者以及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视角，全面展示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以及红色根据地的面貌。

    《毛泽东传》参考和引述了包括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亦名《红星照耀中国》）在内的大量文献资料，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特里尔先生当然清楚这个展览的分量，因此看得格外专注而认真。对有些第一次见到的文献资料和图片，在征得我们的同意后，还用手机拍了下来。看到有的档案文献来自于美国的研究机构和图书馆，也认真地记了下来，表示回去后仔细查阅。看到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的照片，特里尔先生对我说：我和她见过面，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也采访过延安时期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的外交官约翰·谢伟思，谢伟思在后来给美国国务院撰写的报告中客观地反映了延安的情况，并对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高度赞赏。

    特里尔先生193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先后在澳大利亚和美国求学，以后长期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今年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走起路来腿脚并不灵便。遇到需要仔细观察的图片或档案文献，他索性拉起旁边的椅子，坐在上面认真端详。这种情况下，我就站在一边，不去打扰他。

    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引述到：“很多外国人吃惊地观察到，在这支红色军队身上，有一种坚韧的英雄主义精神。”展室中的部分图片和报道就体现了在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信仰，勇立时代潮头，高举抗战大旗，挽救民族于危难。1938年11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皖南新四军活动区域待了10个月，看到与日寇作战负伤的新四军战士因为国民党的阻挠造成药品缺乏得不到救治，很受触动，她不仅把稿费全部捐给新四军医院，还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要他们帮助购买和募捐医药器材。

    特里尔先生在《毛泽东传》中有这么一段话：某种新的东西已经在这片黄土山区生根发芽了。到延安访问的人，会感受到童子军营地般的快乐和团结精神。非常明显，共同的目标使得人们不在乎物质上的困难。不存在财富带来的负担，也没有等级制度带来的焦虑。有一段时间，人们觉得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新世界。

    美国人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在参观延安后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延安的同志友爱同八路军一样，到处是和蔼可亲，无拘无束，其诚实和坦率很吸引人，使人耳目一新。”展室的第二部分有一个板块，我们就是透过外国记者的镜头，展示了一幅幅延安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的笑脸。我向特里尔介绍道：我们在布展时，并没有刻意地要展示相同的表情，但却真切地发现，乐观、向上、从容、自信竟然是我们从外国记者所拍摄照片中发现的共同特征。

    参观完布展内容，特里尔先生特意走到展室左前方的讲台前，摆出演讲的样子。我打趣说：要不要以此造型照个相。他认为这个展室很有特色，希望有机会再来交流，围绕着展室内容进行专门研究。看着他认真的样子，我郑重地说：当然欢迎啦，相信有些研究成果还能补充到我们的这个展室呢。

    应该说，我们办这个主题展览，目的是通过外国记者的视角，反映他们镜头中、文字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用“第三只眼”看延安，丰富和拓展学院的教学培训资源。而对于特里尔这样一个同样做过记者（曾给《澳大利亚人报》写过多篇访问中国的报道、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过其反映中国问题的文章，担任过《太平洋月刊》编委）且系统研究毛泽东并写出访问中国观感的《我与中国》著作的外国学者，透过他的目光，观看和体味《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主题展室，其中的意味应该是多重的。

    这让我也想起了在延安机场送特里尔先生上飞机。延安的四月天艳阳高照，碧空万里，老先生临登机前，转身看着远处的窑洞，起伏的山峦，大声地用中文说了句：延安，再见！我也真诚希望围绕着延安，围绕着延安的人和事，他能再来延安，我们一起再交流！

    （作者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延安精神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