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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1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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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时代的信仰何以可能

    作者:王艳华 庞立生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11日 16版)
    在现代社会,个体主体面对高度紧张的社会压力,不断充实的物质生活和相对窘迫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尖锐矛盾日益突出。图片来源:中国教育报

        在现代社会,个体主体面对高度紧张的社会压力和飞速变化的生活节奏,日益感受到不断充实的物质生活和相对窘迫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尖锐矛盾,对寻求价值支撑和提升生命境界的内在渴求,成为当代人寻求信仰依托的真实基础。在此背景下,我们不得不严肃地思考:信仰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马克思哲学所敞开的信仰观念变革,对于我们把握信仰的人学价值意蕴以及当代信仰精神的建构具有深刻的启发性意义。

     

    信仰: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本体性关怀

     

        对人而言,存在不是一个固化静止的事实,也不是自然性的生命存活,而是在有限中对无限的向往和追求。在人的诸种超越活动中,信仰不同于其他活动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其终极的指向性。信仰所指向的终极存在,就其根本而言乃是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存在意义,首先来自于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觉解。“死亡”作为人自觉到的有限归宿,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向“死”而思,超越死亡这一有限性的事实而赋予存在无限的意义和终极关怀,成为人们追寻信仰的始源性动因。在此意义上,信仰就是有限对无限的向往和期盼,是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来说,信仰超越了个体的层面,构成了一个共同体赖以生存发展的内在灵魂和终极信念。

     

        在不同文化传统中,不同的人性理解规定了一个民族和文化的思想视域,也内在规定了信仰精神的不同方向。西方人以理性的方式面向世界,在信仰世界与世俗世界的两极对立中追寻抽象的超感性世界,从而在对此岸世界的外在超越中把信仰精神实体化,从而导致信仰的宗教化。对于中国的文明传统而言,信仰所指向的超越世界并不在彼岸世界,而是在现世的生活世界之中。所谓天命、天理、天道等,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最高的觉解与明白的确证。中国人以心性化的方式面向世界,力求在对生活世界的内在超越中实现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信仰由此成为中国人返本自求的自我教化、自我升华的精神实践。在这种人文化、德性化的信仰理解中,中国人获得着心灵的舒展与从容。进入现代以来,伴随着人的存在方式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人类的信仰精神也面临着全新的现代性状况。

     

    信仰的物化处境及其现代性批判

     

        依据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学说,现时代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阶段之中。在这一时代里,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张以及人对物的依赖与逐求,世俗的利益和价值上升为人的生活世界的中心,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可避免地遭到消解。在现代性条件下,科技理性、大众文化与商业资本,构成了形塑人的精神生活的主导性力量。栖居于三者合谋创造的现代性处境中,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关怀开始了由神圣向世俗的转变。人们逐渐用形形色色的有限之物作为价值的寄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和享受成为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标志,传统的宗教信仰逐渐失去了其神圣性的光辉和激动人心的力量。对物的依赖本是人之存在的必要条件,但真正的吊诡却在于,对物的依赖、占有和享受却使现代人沉湎于物化状态。在对富强和幸福等世俗价值的追求中,人们日益发现这些“自称无限而并不具备无限性的有限事物”(蒂利希语)并不能构成人类真正的终极关怀。事实上,自尼采以来,虚无主义就不断地被规定和宣称为现时代人类精神文化的根本处境。

     

        人的精神和信仰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这是马克思对现时代信仰处境的深刻洞见。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拜物教是信仰在现时代的异化形态。马克思用异化这个哲学概念来表达信仰曾经出现的两种特殊的历史状况:一种是在神圣形象中的异化,另一种是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前者就是信仰的神化形态——宗教,后者则是信仰的物化形态——商品拜物教。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信仰本性的彰显不仅要靠对信仰神化的“去魅”来实现,还需要通过对信仰物化的解蔽来达到,这就是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商品拜物教只是“感觉欲望的宗教”,它远不能把人提高到自身感觉欲望之上。如果说,宗教是以抽象化、外在化的方式表达了人的超越性,那么,商品拜物教则只使人陷入粗鄙化和外在化的感觉和欲望之中不能自拔。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正是资本逻辑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定义了现时代生活的功利化取向,规定并形塑了人与世界的异化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商品拜物教必然通向现代虚无主义。因此,只有深入到制度和实践层面上,批判和消解导致人的存在整体性地陷入异化状况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关系,才是实现人的解放包括信仰解放的必要条件。当尼采把现代虚无主义的根源归结为传统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将之归结为技术座架的催逼,马克思却并没有单纯地将其理解为一种思想或文化现象,而是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虚无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派生物。不扬弃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消除虚无主义。马克思由此期待通过制度的变革来实现现代社会及其信仰状况由物化向人化的转变。在现代哲学的转折点上,尼采和马克思曾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宣布了无神论时代的到来。在无神论时代,如何重寻这一时代的信仰精神,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马克思哲学敞开的信仰精神

     

        对马克思而言,无论是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来实现对信仰神化的“去魅”,还是通过对商品拜物教批判来实现对信仰物化的解蔽,其真实意义都在于敞开人的信仰的本真意蕴,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马克思在宗教批判中表达了唯物主义应有的无神论思想,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无神论停留于此前的唯物主义在实体存在论和直观认识论的层面上所达到的对上帝实体的外在否定上,而是进一步把超验的精神信仰还原为人的现实生活,转化并巩固、提升为社会历史性的人本立场。在马克思看来,人不再通过外在于自身的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来实现对自身的自我肯定和确证,而是以与自我相统一的社会的方式来超越并升华自身的个体性。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历史不仅仅是被科学规律决定的自然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是被更高目的引导从而通达自由的过程。可以说,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学说所确立的社会生活理想,就其建立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自由个性实现着最大程度的否定这一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而言,它是科学的和基于现实的;就其本质指向没有比人的自由个性更高的生活理想这一最高的目的而言,它又具有信仰的意蕴,是终极的和理想的。在关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性与科学性、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马克思把实践作为沟通二者的中介和基础,把共产主义进一步指认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样一来,马克思以人为核心,实现了科学、信仰与实践的三位一体的信仰观念变革,从而使信仰不再处于遥远的彼岸世界,在实践过程和生活世界的切近处找到了人的存在意义的栖身之所。

     

        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里,信仰不再是通过外在于自身的神化的或物化的方式来实现,而是人“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以人的方式所实现的自我理解和价值世界的自我确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哲学的信仰观念是奠基在对人的生命本性辩证觉解的基础上的,它是彻底的辩证思维方式的产物,它内在地要求在真理与价值、科学与信仰、现实与理想、神圣与世俗、个体与社会、目的与过程、有限与无限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此意义上,超越信仰的“神化”与“物化”的两极分化,在神圣与世俗的辩证统一中追寻信仰的崇高;超越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对立,使信仰与理性之间维持动态的协调平衡;超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恶性循环,使信仰精神表现为植根于相对的绝对意识和立足于现实关切的终极关怀;超越狭隘的个人主义,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内在沟通与有机联结,使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在自主个体的相互交往和对话中转化为每个成员的基本信念,这是马克思哲学的信仰观变革为当代信仰精神建构所提供的深刻启示。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实现中国梦研究》[14ZDA00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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