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聚端午，相聚宜昌。5月29日晚，首届“中国屈原诗歌奖”颁奖盛典在屈原故里湖北宜昌举行。
来自台湾的著名诗人郑愁予，笔名取意于屈原《九歌·湘夫人》篇首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作为宣奖嘉宾，他在现场深情地说：“宜昌孕育了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28日三峡大学5000学子和我谈诗论道，宜昌不愧为诗城。设立以屈原命名的诗歌大奖，诗歌源头的宜昌是不二之选。”
诗品端午凸显“文化魅力”
乐平里是宜昌市秭归县的一个四面青山绿水回环的村庄，公元前340年，屈原就诞生在这里，这里是诗祖的根脉。
千百年来，乐平里诗风盛行，涌现了一大批农民诗人：向国庠、向鸿翥、谭启文、谭光沛、杜青山等，他们不为附庸风雅，而是用诗的形式，用真挚的情感去缅怀屈原，去言己之志向。
屈原遗风，深深植入了秭归人的骨髓血脉。三闾骚坛社长、屈原村村民黄琼介绍，成立于明末时期的三闾骚坛，是一个活跃在乐平里的民间诗歌社团，成员一手耕田犁地，一手写诗作文。自1982年三闾骚坛恢复至今30多年来，举办“端午诗会”百余场次，诗社写诗、填词超过了4500多首，出版《吊屈原专集》等“骚坛专集”10本。声名远播的“端午诗会”成为纪念屈原、传承文化的代名词。
鼓乐声中，点燃香烛，敬献祭品，恭读祭文……这是5月30日上午，台湾彰化市屈家村的16位屈家后裔在秭归屈原祠里寻根祭祖时神圣的一幕。
屈阿速是第二次走进屈原故里。她告诉记者，台湾屈家村有300户屈姓人家，是台湾屈姓人家群集的村落，当村民从台湾专家口中证实自己家族是屈原后裔，倍感自豪。
“橘颂千年缘古韵，离骚万代说诗经，神飞气馁春秋冷，玉笏规君鼎铸铭。”这是三闾骚坛88岁的李国杰老人用传统吟唱的方式，精彩演绎其原创诗篇《端午新曲》。
“去年花里入学堂，今时花开求知忙。书香诗韵伴成长，诗意桃小我上榜。”这首《随想》的作者是宜昌市桃花岭小学四（1）班学生许妍。她说：“学校有‘新月’‘鸣蝉’‘冬梅’3个诗社，22本诗集收录几千名学生的各种原创诗作……”
“三峡是诗歌的圣殿，历代歌咏三峡的诗作超过4000首。历代迁客骚人歌咏三峡的瑰丽诗篇，诗化了三峡，也营造了诗城宜昌。”宜昌市文化局局长王永平说。
宜昌市文联主席周立荣说，是屈原开创的诗歌传统滋养孕育，使宜昌成为一座诗风繁盛的城市。曾经，工人诗人黄声笑、农民诗人习久兰，还有刘不朽、李华章、来层林等，在中国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宜昌崛起了刘小平、姚永标、南野、肖国松、徐原、毛子等一批有成就的诗歌新人；谭光沛、姜祚正在旧体诗词创作上更是颇具实力。
正是：草根与大家同吟，时代与民间共振。
诗润宜昌构筑“精神家园”
诗歌进车间、进校园、进社区，还进景区、进咖啡馆……这在宜昌是一种常态。各类诗歌协会、民间诗社，在党政机关、企业车间、农村晒场、城镇社区、中小学校等地举办丰富多彩的诗歌活动，让诗歌回归大众时代，凝聚成宜昌建设现代化特大城市的“精神家园”。
体现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精神的“奋斗”、诠释王昭君“胡汉和亲识见高”情怀的“团结”，一直是400万宜昌人“争创一流”的共同心声。
诗润宜昌今胜昔。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宜昌又一次站在了改革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屈乡儿女在思考、在期待……
“要以一流的精神状态、一流的工作标准、一流的工作作风、一流的工作成效，开拓宜昌科学发展新局面，创造宜昌跨越发展新辉煌，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湖北省委常委、宜昌市委书记黄楚平提出“四个一流”的目标和要求。
如今，宜昌上下无论干什么，都把“四个一流”作为目标，追求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
从湖北第一个摘取全国文明城市桂冠到率先提出打造全国最佳食品安全放心城市；从主动对接上海自贸区，到年底前完成24项重点行政审批改革任务……每一项都是享誉全国全省的“宜昌样本”。
文化是城市的魂魄，诗歌是文化的品质。宜昌将文化融入山水。三峡人家、清江画廊、昭君故里……各大景区的相继推出《盛世峡江》《三峡我的家乡》《昭君别乡》《江山美人》等具有浓郁风情的文艺精品，迎候中外嘉宾。
宜昌市旅游局局长柳斌说，文化不仅是精神财富，而且也可以创造物质财富。文化的融入，改变了三峡旅游格局。2013年，宜昌接待中外游客332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60亿元，各项旅游经济指标和产业规模位居湖北第二位。
“文化助推了旅游经济，旅游经济发展又反哺着文化，文化与旅游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三峡大学教授阚如良说。
诗意生活展现“幸福指数”
文化是一种理念、一种魄力，是最贴近民生的一种关怀。当文化的旗帜在一座城市迎风招展的时候，百姓的生活必定充满和谐幸福！
李国恒，一个菜市场运货工。看到这个忙碌的男子时，很难将诗歌与他联系起来。但打开他三轮车上的铁盒子，一本本诗集，映入眼帘。“生活就是灵感的源泉，平日在市场一有空，我就坐在三轮车上读读写写。”李国恒笑着说。
有“少年诗人”之称的秭归二中高二学生郭启嘉今年18岁，尽管身患骨癌，也没能阻挡他对诗歌的热爱，他强忍病痛的折磨，写下了一首首饱含激情的诗歌，出版个人诗集《初秋的遐想》，清新沉郁的诗风传递了一种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态度。
走过矗立归州街头的“中国诗歌万里行纪念石”大理石碑，见到了被邻里街坊戏称为“龙船疯子”的郑祥龙，他不仅是国家级龙舟教练，更是精制各种微型龙舟、峡江帆船的高手。
端午将至，郑祥龙正和儿子郑大一起日夜加班赶制微型龙舟。在成品间里，只见木架上摆放着150条规格不一、颜色各异的龙身，地上是雕刻精致的龙头和龙尾。
郑祥龙告诉记者：“后半辈子就做‘当教练，造龙船，带徒弟’三件事。”他说，龙舟是盛世、吉祥、团结、拼搏的象征，体现的是龙的精神，做好“三件事”，把宜昌龙舟划向世界，把屈原文化和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近年来，以“文”化人的宜昌，先后涌现出一批道德标杆：罗长姐获全国道德模范，郑琦、薛家清、李国楚、吕俊峰、李元成5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李文英等46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他们升华了宜昌城市的品位，他们用大爱、大德、大义、大美，对屈原端午文化的精髓进行了最好的诠释。(本报记者 夏静 付小悦 本报通讯员 蔡钧庭 何凡)
历史记忆深处的端午节
孙 扬
端午节被确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已是第七个年头，虽然民俗专家不断呼吁重视和保护传统节日的风俗，但时至今日，在大多数人心中，这个节日最重要的“意义”恐怕只是放假一天。食粽、悬艾、竞渡、祭奠，诸多风俗虽沿袭至今，但这些仪式背后的价值与意义却逐渐褪去，隐藏在了历史记忆的深处。
学人对端午节的源流和嬗变考论颇多，一般认为，今人观念中的端午节，是历经时代变迁而逐渐形成的。端午节的起源可能与古人“恶月”的岁时节气观念有关，因夏初时节，虫毒并作，疫病易行，人们心怀畏惧，禁忌多端。另一方面，对祖圣先贤的敬意，最终转化和浓缩为对屈原的祭奠，并被纳入到端午节的内容和形式之中。由此，端午节的风俗和仪式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筛选、改造和重构，最终形成了它延续至今的两大精神内核：一是顺应天时，通过禳灾祛疫的风俗，体现古人朴素的科学观念和道法自然的生命法则；二是家国情怀，通过祭奠屈原的仪式，表达对先贤忧国爱民、坚持气节、勇于担当的敬意。
20世纪中国的前半叶，在向近代民族国家转轨的过程中，端午节的精神内核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时人已将端午节“禳灾祛疫”与现代意义的公共卫生相联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东亚病夫论”的一种集体回应。翻开当时的报刊可以看见，舆论一方面肯定古人朴素的防疫保健观念，另一方面要求以科学的手段替代端午习俗中徒具巫术性质的繁复仪式，从而达到卫生防疫的目的。甚至还有人对具体的习俗提出商榷：饮雄黄酒不利健康，多食粽子影响消化，龙舟竞渡的存废之争也曾被纳入到体育锻炼和竞技安全的讨论范畴之中。
而端午祭屈原，更是与自五四运动以来波澜壮阔的爱国思潮汇聚相融，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显示出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纵观救亡的时代主题之下有关端午节的时论，有人主张捐出节日开销，或筑公路，或兴学堂，或办慈善；有人建议商家大力开发诸如“五毒模型”之类的儿童玩具，既照应风俗，又倡用国货；而抗战军兴，停竞龙舟、捐资抗敌、毁家纾难的端午节之议屡屡不绝。端午节还渗透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沉重的家国情怀，鲁迅借《端午节》批判乡愿、怯懦的犬儒；郭沫若在《屈原》中呼唤新时代的到来。屈原的形象早已不是“忠君”典型，而成为心忧天下、直言敢谏、针砭时弊、铁骨铮铮，与国家共进退、与民族共荣辱的爱国者形象。
今天的端午节，大约与“消费”“休闲”的关系更为紧密，商家追求节日经济，大众享受假日欢娱。然而，端午节愉悦表象的背后，应该蕴藏着历史记忆深处的敬畏与忧患。因为敬畏自然，所以顺应天时；因为心忧天下，所以勇于担当。这个时节将个人与自然的变迁、个人与家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尊重传统，不是回归无从考证、繁文缛节的形式，而是应当把握传统中传承赓续、历久弥新的价值尺度。或许，这才是端午节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魅力所在。
（端午节专版见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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