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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在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时给出许多理由：皇帝、太监、宗室、边军、文官、勋戚、流民、边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一起。而随着自然环境历史研究的展开，明末小冰川气候造成的连年自然灾害也被看作是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明朝的灭亡既是内忧外患的结果，也是天灾人祸的结果。而在这众多原因之外，瘟疫的横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明末陕西农民起义长达17年，其中所历大小战争无数，这为瘟疫的爆发提供了充足条件。崇祯9年开始的连年瘟疫造成华北诸省众多州县十室九空死尸枕藉，严重削弱了该地区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凝聚力；同时由于军队中也爆发鼠疫，使得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幅下降，客观上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近日上映的电影《大明劫》取材于明亡两年前的郏县之战前夕的历史事件，讲述了彼时恰逢时疫大发，孙传庭与中医医师吴又可联合扑灭瘟疫的故事，为观众呈现了一幅末日劫争的图像，让人感受到瘟疫所带来的破坏力。
中医大师吴又可对瘟疫进行了全面研究，他所著的《瘟疫论》提出“戾气”说，首次将空气传染途径揭示出来，成为医学史上的重要发现。尽管史料无证，但《大明劫》将吴又可发现瘟疫空气传播途径与当时军队时疫爆发的历史事实结合起来，还是具有非常强的历史真实感。
瘟疫如鬼魅，在夺取人的性命的同时更给这个世界留下恐慌气氛。《大明劫》逼真地描绘了当时的残酷图景，几乎整个村子的毁灭给活着的人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好多患者在没有完全确诊时已精神崩溃，这给救治带来极大困难。通过表现军营中患者的众生相，《大明劫》进而提出较之瘟疫本身，更可怕的是人心崩坏。它对军队的打击不仅是战斗力的削弱，更重要的是士气。或许士兵不惮于正面的斗争与死亡，但没法不恐惧这种来自身边的不定时死亡。因而瘟疫的危害并不仅是死亡本身，而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破坏，在死亡的威胁下形成的混乱比瘟疫更可怕。因而，在由吴又可与孙传庭组成的治瘟疫联盟中，首要的就是如何稳定人心。吴又可所采取的隔绝患者的方式就医学上来说是一种有效控制疫情的方式。然而隔离本身却可能带来更大的恐慌，在此种情况下，吴又可不避危险坚持在隔离区与患者交流，鼓励患者的行为对疫情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很多时候瘟疫并不单纯是自然灾害，也是政治后果的延续。福柯就干脆把瘟疫与政治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权力模式，定义为“规范人的多样性的手段”。隔离制度在吴又可眼里是一种单纯的控制病情的手段，在孙传庭眼里则是实现其政治、军事目标的方式。对于孙传庭来说，患者是否得到救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瘟疫不再蔓延。在他看来瘟疫同民军、地方官僚等一样是自己完成平叛任务的障碍，只需要清除，不需要救治。
孙传庭一再宣称自己并非嗜杀之人，却一再举起屠刀指向无辜的人；孙夫人更是心怀慈悲的女子，但却不得不帮助丈夫完成杀人的工作。瘟疫不仅考量着人们的精神承受力，同时也考量着当事者的人心与人性。很显然，在这场人性的战场中，孙传庭未战已败，过分执着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使得他丧失了基本的道义准则。同样，在人心的争夺上他亦未曾成功，先是使诈杀掉劫持夫人的患者，后又再次使诈调开吴又可杀掉未愈的患者。虽然最终他控制住了瘟疫，却失去了人心，吴又可的离去即是一种无声的谴责。相比而言，作为民军首领的李天佑在劫持吴又可破坏官军控制军队疫情失败时，因为念及吴又可曾救过自己而不忍杀掉对方，虽然行动上失败了，但无疑显示出民军在道义和人心上胜了一筹。
通过一场瘟疫，《大明劫》考验的不只是大明王朝的最后承受力，还有乱世中的复杂人心与人性。并非每个人都是乱民，但在生存面前每一个人都有做乱民的潜质。同样，面对摇摇欲坠的时局，最大的患者并不是个体，而是整个大明王朝。《大明劫》中吴又可控制住了疫情，可是结局还是孙传庭用暴力杀死最后的患者。这一结局是相当有象征意义的，这既是孙传庭瘟疫救治的失败，也是政治救治的失败，同时更是挽救人心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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