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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总是有很多不幸的事情。一个孩子可能出生在贫苦的家庭，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可能突然因重病倒下……在生活向他们展示残酷一面的时候，当不幸突然降临谁能帮他们走出困境？社会保障网如何织得更紧密？
一份关爱，为苦孩子打开幸福之门
秋意渐浓。这个北方街道的早晨，黄叶在地上走走停停，太阳没能照到的一些角落，寒意阵阵。
13岁的天津姑娘陈艾晨，一大早就爬起来，帮妈妈做这做那，吃完早饭后一路从七层楼跑下来，和早起的爷爷奶奶问个好，开开心心上学去。
小艾晨觉得自己好幸福，她见人就笑，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可是，谁又能看出来，这个才上初二的小姑娘，从小就是个苦孩子呢。
十三年前，小艾晨出生在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一居室里。从一出生，世界给她的礼物，就是生活的艰难。父亲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母亲不是天津本地人，始终没有正式工作，只能靠吃低保和打零工维持生活。为了生活，父母四处奔波，曾经卖过冰糕，摆过地摊，卖过水果，当过清洁工……小艾晨从小就看在眼里，她在日记里写道：“经历过人生的艰难，品尝过生活的苦涩。”
世界为她关上了窗子，社会的关爱会为她开一扇门。2001年，当时的社区主任得知陈艾晨一家的情况，主动为她们家申请低保。从2001年8月起，艾晨一家三口都享受到了天津市的低保。不仅如此，小艾晨一家还享受着其他的社会救助政策。天津市和平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孙轶告诉记者：“艾晨家每月常规能拿到的除了低保，还有物价补贴、水电补贴，他父亲还能拿到残联的一笔资助。”
2008年的一个春日，由于连日的感冒发烧没有及时得到控制，小艾晨患上了急性败血症。在父母为她的医药费发愁时，社区居委会带领着阳光义工社的阿姨们来到她的家中，带来了慰问和温暖。得病期间，小艾晨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募集的2万余元救助金。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副司长刘喜堂说，社会救助其实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低保制度的实施初步解决了困难家庭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问题。在低保外，我国还努力推动五保供养、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临时救助等救助制度的发展。
社会救助覆盖面越来越大，资助水平越来越高。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13年8月底，全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等经常性救助对象达到7931.3万人，今年1-8月累计支出资金1143.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2%。
就是这样，艾晨这个不幸的孩子，在社会救助的树荫下，成长为一个阳光少年。她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曾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连续三年被评为区级“三好学生”，2009年被评为市级“自强学生”，2010年被评为市级“文明学生”。
“涌泉回报社会，真诚奉献爱心。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这样教育我。”小艾晨在作文里说：“小荷要露尖尖角。我相信，凭着自己对知识的追求，我一定会穿过茫然帘，越过萧瑟江，翻过荆棘山，成人以后一定会以实际行动更多地回报社会。”
小艾晨现在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但社会上还有更多的人需要救助，社会救助工作还需要继续加强。长期在救助一线工作的孙轶说：“现在救助力量还显得薄弱，工作人员不足。救助主体主要靠政府，还比较单一，社会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需要更多的努力。”
一张证明：得了尿毒症之后
被北京朝阳医院诊断出尿毒症那一刻起，李尚勇觉得自己被判了死刑。
那是2008年的一天，他特别低落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河北省三河市李旗庄。对于一个靠低保金维持生活的贫困家庭来说，尿毒症无异于雪上加霜。一个月几千元的透析费用，对这样一个贫困家庭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李尚勇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正当一筹莫展之时，三河市出台的一项医疗救助政策，把他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
2008年8月，三河市出台了减免慢性肾病患者透析费用的实施方案，此举在河北省开创了医疗救助先河。《方案》规定：对具有本市常驻户口的慢性肾病患者每周给予两次透析优惠，一般人员减免50%，低保户、五保户、重点优抚对象、三级以上残疾人员减免100%。
李尚勇拿着医院诊断证明和低保证，来到民政局顺利开出了《慢性肾病患者减免透析费用证明》。就这么一张证明，李尚勇就能到医院直接享受优惠。
现在，李尚勇每周享受减免2次透析费用政策，透析后精神状态良好，又能为家人分担部分事情，虽然病魔不能根除，但是他们一家人减轻了负担，心里载满了感动。他觉得：“是医疗救助的好政策让我的生命得以延续，让我的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三河市民政局副局长贾连军告诉记者：“三河市的医疗救助政策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常规医疗救助，主要救助对象为低保、五保及低保边缘户等特困群众；二是慢性肾病、重度精神类疾病专项救助，救助对象为全市所有患病居民；三是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救助对象为家庭平均收入在全市平均水平以下的患有重特大疾病的居民。”
前两种制度分别在2004年和2008年建立。2012年，三河市作为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市，针对重大疾病在常规救助后实施二次救助。随后封顶线从2万元提升至10-30万元。每年预算资金3500万元。
如何筹措这么大数额的资金呢？
三河市决定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化运作的方式，鼓励企业捐赠成立“三河市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救助基金主要由企业捐赠，由企业冠名，市财政拿出10%予以配套。本轮共有9家爱心企业冠名捐助，协议捐助资金总额1亿多元。贾连军说，县级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在国内尚属首次。
同样是在河北，保定农民郑艳良因没钱看病自己锯腿，着实让人痛心，同时也凸显出我国医疗救助还有诸多不足。
为此，民政部门也在探索更有效的常规医疗救助制度。据民政部数据，2013年1-6月，全国共给予医疗救助3820万人次，支出医疗救助资金94.3亿元，比上年大幅度增长61%。而且，救助模式日益多样，已经由单一的住院救助发展为住院、门诊、资助参保参合、二次救助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综合救助体系。
同时，由于重特大疾病是导致许多家庭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在常规医疗救助之外探索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将为这些人提供更多保障。目前，全国已经有273个地区开展试点工作，探索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地区在过去一年内共为重特大疾病患者提供6.2亿元医疗救助资金。
贾连军说，在重视医疗救助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显然后者受益者更多。“在救助工作中，不该重治疗轻预防，不该有病乱投医。在资金拓展方面，要发掘社会的力量。”他说。
一套制度：实现阳光救助
浙江宁波，海曙区西门街道，李柯（化名）的忙碌一同昨日。
他的工作，就是审核申请低保居民的材料，看他们家庭的经济情况合不合规定。
这项工作并不容易。“申请人收入多少，单位给发多少钱，有多少存款，有没有车，有没有房，甚至有没有开公司……这些审查需要的信息，都不好查。”李柯说。
就在一年前，宁波市的城乡居民申请低保，从街道的初审再到区里的复核至少需要20多天时间。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说：“提高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准确性，准确认定低保对象，是确保低保工作公开、公平、公正运行的关键，但这也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为更科学甄别低收入家庭，2012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在原有核准户籍、家庭收入的基础上，把家庭财产作为低保对象认定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各地出台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中，也分别对低保申请家庭的房产、家庭存款、机动车等家庭财产做出明确规定。
但是，规定容易，执行难。
为准确核对救助申请家庭的经济状况，2009年以来，民政部先后在全国143个地区试点建设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在低保对象认定过程中，先由低保申请人声明其家庭收入、财产等经济状况，再由民政部门将这些信息分别提请车辆、房产、保险、金融、税务等部门或机构进行比对，看这些信息是否真实。民政部门根据比对结果，结合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情况，综合评估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判断其是否符合低保条件。
宁波就是这批先行者中的一个。2013年3月，宁波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系统正式履责。这个系统整合了市公安局户籍、车辆，民政局婚姻、死亡，地税局个人涉税，人社局社保、就业，国土局土地登记，住建委住房、公积金，工商局个人和企业注册，国税局个人涉税等8个部门、12类相关信息。
从那以后，李柯的工作轻松多了。
今年4月10日，一位王姓居民来申请低保，但把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往系统里一输，立即就发现他拥有一家注册资金为50万元的公司以及地税缴税信息。而同时来申请的另一位李姓居民，通过查询发现他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收入。进一步了解得知，不但他患有癌症，妻子也没有固定工作，两个儿子一个有智力残疾，一个还在读书，家庭经济确实困难。
“以前因为人户分离、经济收入隐蔽等原因，很难了解申请家庭的真实经济状况。核对系统建好后，信息透明了，效率也提高了。”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许义平表示。
民政部试点的经验显示，不管是申请人还是基层故意瞒报，只要一查就能查出来，这样就发挥了震慑功能，具有防范未然的作用。目前，民政部低收入家庭认定指导中心已成立，全国已有15个省份出台了有关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或建立了省级核对工作机构，预计“十二五”期间将实现全覆盖。
个别地方仍存在着骗保、漏保、“人情保”、“搭车保”等不良现象，致使该拿低保的人没有拿到低保，这说明“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并不能完全堵住漏洞。除了进一步完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还要明确低保审核审批流程。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说，要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核查制度，低保经办人员和村（居）干部近亲属享受低保要备案，要搞好长期公示，强化监督。民政部每年都组织开展社会救助领域的专项检查。今年4-6月，民政部党组组织开展了专项督查活动，对全国社会救助工作进行了全面督促检查。同时，不断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接受各方面特别是群众监督。（本报记者 陈 恒）
我说几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洪大用
社会救助立法势在必行
随着低保工作的快速发展，不但低保制度的救助范围在扩展，很多地方还由原来的政府直接进行救助发展到政府成立专门救助机构进行救助，甚至还有中介机构的参与。目前，社会救助工作的实践已经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范畴，因此加快社会救助法的立法进程必要且紧迫。作为一种制度性的救助手段，社会救助主要应明确相关主体在实施社会救助工作中的责任、程序和关系。这里的主体主要涉及政府、救助机构、救助对象和中介机构。制定社会救助法，要明确界定这几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对救助的标准如何制定、调整，救助的程序、动态管理等细节问题一一进行明确。
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 王婴社
会救助应当走专业化之路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城乡低保以及社会救助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大规模的“应保尽保”扩面工作完成之后，社会救助工作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进一步完善、规范城乡低保和社会救助的制度安排，将成为工作的重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城乡低保和社会救助走向专业化，社会工作的介入也就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救助工作是政府工作，申请低保应该向政府机关申请，而不应该向群众自治组织申请。所以，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在乡镇街道一级建立专门的办事机构，由专业社会工作者来承担对低保户的个案管理，而社区居委会则是协同服务的角色。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这意味着，在社会领域，我们的工作也要走上专业化的道路。社工对社会救助的介入，必将使这项工作更上一层楼。（李慧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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