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1977年夏天,我从沈阳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报》编辑部改稿。车行倥偬间,我翻出书稿,思量如何修改。对面坐着的一位身量中等、一副精干爽朗模样的中年人对我说:“小伙子,你是搞美术的?可不可以让我看看你的画?”接过画稿,他细细浏览了一遍道:“画得不错,你是哪里人?干什么?去哪里?……”于是,我们就有了一番互相认识的交谈。他就是曾任青海省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朱乃正先生。车抵北京分手时,他提出择日带我去见他的好朋友卢沉、周思聪先生。对当时的一大批学习美术的青年朋友来说,卢沉、周思聪是大家十分熟悉、也十分敬佩的中年画家。
两天后的傍晚,阵雨欲降,天气闷热。我如约准时赶到白塔寺,跟着朱乃正先生在一色青砖瓦屋的京式小胡同中转了不少弯,叩开了卢沉、周思聪先生的家门。应门的是卢沉先生,惊喜、握手,那时还没时兴访友电话预约,朱、卢两位先生老友相逢,那份久别再见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跨进大门,朱先生一路嚷嚷道:“思聪,我给你带来了个不错的学生……”走进先生并不宽敞的居室,见过卢沉先生的老母和一双尚在学龄的儿女,就来到卢、周先生的画室兼卧室。朱先生迫不及待地说:“思聪,这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孩子,画得不错,好好教教这孩子。”周思聪先生与我想象中的女艺术家形象相去甚远,中等偏高的个子,长方形的脸形淳厚中透着清秀,短发型、素色布衫,和上唇蓄起短髭的卢先生毫无名画家的作派,倒是显出十分的淑娴和端庄仪态。她说话声调不高,语气从容平和。沏完茶,招待了朱乃正先生,便领着我来到靠墙书桌大小的画案跟前,和我扯了些家常,接着从笔筒中拣出一支羊毫笔,濡墨为我做起示范来。先勾勒、后敷墨、再填色,皴皴擦擦,徐徐信笔,不紧不慢,画中一个闽南少女挎着满是蔬果的篮筐,右边是几片水墨滋润的芭蕉。简洁明快,于注重勾皴的北派画风中糅进了南方画派的灵秀,夹杂一些没骨画法。先生边画还为我做些讲解:例如,用线与用墨的前后关系,用色与浅罩淡染的方法等。约一个小时光景,先生觉得满意了,才题上《采归图》,还蘸了些许浓墨为我写上:“冯远同志存念。”盖完印章,朱先生便唤卢先生说:“你也来画一张。”也许是在北方生活多年,同为南方人的卢沉先生英俊壮硕中颇具北方的敦厚坦诚。他也是边讲解,边画了一幅一叟一童下棋的《对弈图》,乃正先生和思聪先生在一旁说说笑笑,好不热闹。朱先生历数了分散多年、身居异地的老同学们的近况和蒙冤青海期间的种种轶事、趣事,达观的人生态度时时为舒心的笑声打断。由于父亲的相同遭遇、家庭变故和自己的“农工”身份,从那些笑谈的轶事、趣事中我能分辨出艰辛苦涩的分量。也许,与底层大众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生活磨炼经历,正是成全一位富有同情心和道德责任的艺术家的人生、艺术必修课吧。卢沉先生画了一位侧面席地盘坐的老者,以水墨设色为主,又画一个相向而坐的孩童,那神态一个沉思状,一个天真状,背景是几抹疏朗的枝叶,笔简意赅,饶有情趣,然后也为我题上了边款……
收起画作,三位先生一同询问了我的学画经历,勉励我在任何境况下,都不要放弃自己的志向,要坚持努力,还说遇到困难可以去找他们。朱先生更是打趣地说,我看这孩子,将来行!等等。是时,窗外大雨如注,屋檐下淌水几成水帘,时近午夜,方雨敛风歇。先生的儿女早已梦中去了苏州。思聪先生的婆母执意留朱乃正先生和我过夜,但初次造访的我,怎么也不该添扰先生一家,而朱、卢、周先生是多年未聚的挚友,该有叙不完的故事,我再三告辞。黑暗中先生送我出门,我向三位先生深深鞠躬,已记不得当时还说了什么感谢的话,随后就将示范画放在贴身的衣袋中,蹚过积水横流的胡同,沿着地安门大街回到北总布胡同招待所。
翌年,我幸运地考上了浙江美术学院方增先教授的研究生,原以为此生已与踏进大学校门无缘的我,却意外地受到上苍的眷顾。我的愿望能够实现,是和朱乃正先生、周思聪先生、卢沉先生对我的帮助分不开的。生命之旅,何其漫长;颖慧敏求的莘莘学子,何其之多;但是人生、事业的成功道路上,离开了众多师长前辈的关爱扶携和机遇的照拂,个人的努力是多么微不足道。
几年后,我作为浙江美术学院的教师去拜望先生,三位先生都非常高兴。朱乃正先生更是兴奋,连说想不到。此后的每次晋京,我都抽空去先生处小坐一会,带着某种感谢之情,带着永远的尊敬之情。我一直关注着朱、周、卢三位先生的创作,从乃正先生的《屈原颂》到《青海长云》;从思聪先生的《矿工组画》到卢沉先生的《机车大夫》,我觉得我能够感受到这三位思想在逐步走向深刻、理念逐步获得升华的艺术家那颗至善至爱的心。也许是病痛折磨了他们,同时也启示了他们,这是一颗平凡而又超凡的心。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感到他们真正接近并把握到了“众生—人性—生命—人的真谛”这样一个宏大命题。这些思想的深度经由作品的表形式和潜形式发散出来,它使任何说教都显得黯然失色、苍白无力。
接到乃正先生忽然去世的噩耗之日,我正在甘肃敦煌的莫高窟与樊锦诗院长谈工作。痛失英杰,相信是海内外众多同道的共同心情。此前,我曾去301医院拜望先生,我和先生握手笑谈,没有太多语言,有的是一种心灵的默契。先生矍铄依然的目光中仍透出那种执著人生的神情,这是令我十分高兴和感动的,没想到半月后就天人永隔。
(此文选自冯远新书《东窗笔记》,文字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