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产业结构调整应对经济下行风险

经济运行出现了结构趋稳的趋势

    自2007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速出现明显的调整趋势，然而，产业结构却没有出现明显的调整。2007年~2012年的五年间，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下降了0.7%，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了2.0%，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仅上升了2.7%。尤其是在2009年~2011年期间，在我国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竟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产业经济理论表明，经济的高增长率通常会带来结构的高转换率，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变应该呈现互为推动的关系。我国经济增长实践也证明，没有产业结构的及时转换，经济总量增长是很难持续的。

    从经济增长角度而言，经济总量增长是通过需求结构的改变，对经济发展中部门增长发生作用。当人均经济总量水平得到提升时，需求结构的重心随之发生重大改变。经济总量增长会引发消费需求总量的扩张，消费需求的满足的先后次序和充分程度，直接体现在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上。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中需求层次由温饱型向发展型的转变，各个产业部门应该对这种需求层次的变化做出反应。无疑，经济总量增长中的需求满足的先后次序，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增长中具有支配作用。

    当经济总量增长达到更高经济运行水平时，应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研发投资的需求。经济增长的需求压力要求相应产业部门创造新产品或更新老产品，用新知识和新技术提供相应的产品，以满足需求结构的变化。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存在着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薄弱环节，正是蕴涵着产业巨大潜在需求之处。重大的技术创新可以实现产业的巨大潜在需求，然而在技术突破之前这些需求是得不到满足的。因此，只有当产业技术突破后经过广为扩散，并且在扩散过程中引起了成千次改进，成功地大幅削减该部门产品的相对成本，从而成为其需求不再受价格影响的低廉的必需品，才会引起部门产品消费需求的加速增长。

    然而，在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依靠内需拉动的过程中，消费的导向作用和投资的载体作用目前还没有实现有机的结合，内需中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贡献比例的积极变化，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功效。

结构调整必须注重“转型大国”的特征

    中国经济经过多年高速增长，原有的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在2010年二季度到2012年三季度的期间，经济增速出现了连续10个季度的超长下滑，这表明中国经济确实进入了经济增长转换阶段。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都表现出增长的自我持续和自我限制的现象。从某个方面来看，任何经济增长都是自我持续的：它意味着经济增长可上升到较高的经济运行水平，在较高的运行水平上获得高效的资本投资和更大的消费规模，从而刺激产业部门增长势力的增强。从另一个方面上看，任何经济增长都是自我限制的：上升到较高的水平可能意味着原有的经济增长因素在减弱，约束经济增长的资源压力在加大，以及限制产业部门增长势力的增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中同时存在着加速和减速的两种作用因素，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中加速因素的作用总体上比减速因素作用更大。中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释放出的巨大的需求潜力，可以保证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里仍将维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现代经济的增长过程本质上是个结构变化的过程，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化带动经济总量扩张的过程。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转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在目前阶段，经济总量的增长建立在结构变化趋稳的基础上，这种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尤为明显的是，2001年以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略高于40％的水平，这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发展缓慢，使第一、二产业的发展缺乏高效的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影响了第一、二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

    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明显的“转型大国”的复杂特征。首先，作为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明显受到市场、政府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应该把市场能做的事交给市场，把社会能办好的事交给社会。通过完善产业准入和退出机制，使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其次，作为转向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明显受到国内和国外两个互通的市场竞争的影响。产业结构受到国内劳动、土地和换汇成本上升的影响，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要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不可避免地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了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同质产业领域的竞争。再次，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新兴发展大国，国内的产业间和地区间存在着许多不均衡的地方。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也存在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既存在着技术水平较低的传统产业，也存在着技术水平较高的新兴产业，我国产业结构具有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面临着供求的市场因素和长短的周期因素的交织影响，因此，具有“转型大国”特征的产业结构调整应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进行。

结构调整应与社会政策相配合

    产业结构作为产业间的分工联系，经济增长中的社会因素也会对产业间的生产、技术和经济联系的变化产生影响。

    首先，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一个产业间分工联系改变的过程，如果缺乏社会流动机制，那么产业间资源要素流动成本被迫提升，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产业转移的进程可能受阻。社会流动机制的建立，可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居民均等化服务，提升公共服务业的水平；同时，可以统筹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提升各个地区主体产业功能区特色。

    其次，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一个产业间生产联系改变的过程，如果缺乏社会诚信体系，那么产业从上游的要素市场上获得的只能是伪劣的生产要素。产业内的企业应该具有社会责任，彼此建立起长期的诚信合作的生产联系。

    再次，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一个产业间技术联系改变的过程，如果缺乏社会创新激励体系，产业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就没有动力获得突破。因而，社会创新要素的不断涌现，可以促进新兴产业创新突破，产业体系消耗水平整体降低，最终使整个社会获得创新的收益。

    最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一个产业间经济联系改变的过程，如果缺乏基本社会保障机制，那么由于目前劳动要素的收益明显低于资本要素的收益，产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法得到充分的协调。因此，社会保障体系为结构调整预设保险机制，防止部分要素主体收入过高，而另外要素主体收入过低，从而在收入分配中有失公平正义。（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