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思想

    作家们最常被问及的两个问题似乎是“你为什么写作？”和“你的思想哪里来的？”。

    我喜欢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方式。对“你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她答道：“因为我长于写作。”对第二个问题，她说：“你写故事并不是因为你有思想，而是因为你有故事。”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和我的老师——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谈论过各种类型的作家。哈德威克教授是我写作讨论课的第一位老师，碰巧也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位专业作家。像她的许多学生一样，我也非常敬重她，总是认真聆听她说的每句话。我记得她对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满怀热情，但对谈起的一些作家——常常还是个名人，她会摇摇头说：“嗯，他（她）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对这些没有真正思想的作家，哈德威克教授显然十分鄙视。不管他们可能有多高的文学天赋，也不管他们的作品在市面上是如何畅销，都不能把这些没什么思想的作家太当回事。

    我记得她这番话让我非常纠结。我那时想当作家。于是我就问自己：我有思想吗？如果有，这些思想是哈德威克教授谈到的那一类，即真正的思想吗？我当然认为是指严肃的、重要的思想。我的思想严肃、重要到足以证明我写作的欲望是正当的吗？要知道，我当时还处在感觉自己需要获得写作许可的阶段呢。

    不管怎么说，如何才能产生效果呢？你有没有先产生思想，满心喜悦地认为它们是真正的思想，然后寻找到一个能充分而恰当处理它们的故事？这个过程在我看来是多么令人畏缩，多么困难、多么奇怪啊！我那时明白，这样肯定不对。但是，如果你开始写一个故事而脑子里没有真正的思想，又如何敢肯定在写的过程中思想会随之而来呢？

    因此，第一次知道故事大师弗兰纳里·奥康纳所言“你写故事并不是因为你有思想，而是因为你有故事”的时候，我感到了莫大的宽慰。她说的话我认为极有道理，我感觉她无疑是对的。

    那好。故事我有。而且，弗兰纳里·奥康纳还说过，任何人，只要他没在童年夭折，那他就有素材足够他写上一辈子；得知她说过这样的话，我感觉肯定也是对的。原来如此。故事我有。像所有人一样，我有过童年，有来自童年的故事，这个童年我还正巧非常想写写呢。我有记忆。观察、思考、观点我都有。我有一种办法来记住事物以及观察事物。关于世界，关于我的经历，我有话要说；我既想记住所有这一切，也想要有通过想象，把这一切都写到纸上的生活。

    不过，我的这些记忆和思考，我自己观察、记住等等的方式，是哈德威克教授所谓的真正的思想吗？我认为不是。我只知道，从我在这个世上的生活中，从我一直在博览的优秀书籍中，我想写东西。我现在还知道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知道即使我把这辈子剩下的所有时光都拿来尝试，我也永远想不出什么高见；假如我过分地思考我的思想是不是真正的思想，它们是否足够深刻或者严肃，那我永远写不了什么。

    当然，我们阅读得越多，就越明白，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像哲学那样处理着众多同样的大问题：人类在宇宙中扮演什么角色？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什么是现实？为什么事物是它们现在的样子？善与恶的性质是什么？一个人该怎样生活？死亡是什么？

    一直以来不那么容易判断的就是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或应该有赖于——其思想的重要性，作者处理它们又有多成功。

    19世纪——许多人视之为西方小说的黄金时代，小说作为由思想控制的一个文类的理念为人们想当然地接受，在作家和读者当中，一直都普遍赞同维克多·雨果下的定义：小说家是“道德和思想的史学家”。

    但我们清楚，西方现代主义的高见之一是思想本身必须消失。T.S. 艾略特责怪亨利·詹姆斯心灵太纯洁了，没有思想能够亵渎它，尽管这在一些人听起来也许怪怪的，艾略特其实是在给予高度赞扬。对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热切的现代派而言，小说家应该拒斥思想权威的外衣，努力创作更像诗歌一样的小说。替代思想小说而出现的是形象小说。这种新的小说类别一问世，因为大多数作家和读者都认为它技巧上比旧小说更艺术，更不用提更时髦，或者像我们现在会说的，更性感，立即得到了普遍认可。

    对于“你的思想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纳博科夫的反应是眼睛骨碌碌转。“我没有任何一般性思想可加以利用，”他坚持认为，“我只是喜欢设谜，而这些谜有很讲究的谜底”。他不通过思想来思考，他说，而是通过形象。在纳博科夫看来，一部文学作品的关键，严格说来是结构与风格；众所周知，他教导他的美国大学生：说一本书里有高见，这纯属一派胡言。

    对另一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而言，一部小说中重要的是智慧，而非高见；小说的智慧不同于哲学的智慧。理论的精神有别于产生小说的精神，后者昆德拉视为轻松、戏谑和幽默。昆德拉认为，不是思想，而是生存的主题、生存的奥秘才是小说家主要关注的。而且，他认为，不能指望小说家成为他自己思想的代言人。他举例说明托尔斯泰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过程中何以在根本没有改变他的道德原则的情况下，对其笔下的女主人公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这一理解有别于他开始的理解，从而揭示出关于她的一种更深入、也更智慧的真相。（摘自《译林》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