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行行出状元”

    编者按：

    随着又一个毕业季的到来，699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即将踏上工作岗位，开启人生的一段全新征程。当庞大的求职队伍面对有限的就业机会，难免会产生“岂能尽如人意”的嗟叹。无论是谋得职业者，还是尚在寻觅者，很多人都感受到了梦想与现实的错位。投身“冷门”职业值不值得？不能达到公认的“成功”怎么办？困顿面前，我们似乎应对“行行出状元”的古训多一份深思。看似老调重弹，实则饱含古今智者对人生与得失的深切体察——

适己之性 尽己之分

    状元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是一个类比的说法，是说不论做什么行当，都会显出价值，都会受到尊重。而事实上，“文无第一”，榜眼是不是一定就比状元差，那倒不见得。据宋人陈善《扪蚤新话》记载，北宋嘉佑元年的科举考试中，主考官欧阳文忠公读到一篇气冲霄汉的雄文，大加赞赏，本想将其定为第一，但又恐此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为避嫌而将其定为第二。殊不知，此文的作者，却是后来万世景仰的文豪苏东坡。这叫“遇不遇者，时也”，虽然大家都有才。

    很多行当都是技、都是艺，但倘若能上升到“道”的高度，这个时候就已显出其自身价值而不必他求，亦不必羡忌他人了。有道之人是受中华文化高度推崇的，此道非高高在上，而是无所不在的，庄生所谓“道在屎溺”，就是道无所不在的一个生动表述。

    有道之人的典型例子是《庄子·养生主》中的主人公庖丁。“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将屠牛当成一件乐不可支的事儿来对待，连文惠君都看傻了，“嘻，善哉！技盍至此乎？”庖丁便讲述了自己如何“依乎天理”、如何做到游刃有余的体悟。当牛“然已解，如土委地”时，他“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有了这种高峰体验，“何假南面百城”！

    庖丁可能是庄子虚构的，但欧阳文忠公的《卖油翁》则是真人真事。文中的康肃公是北宋名臣陈尧咨，他是真宗朝的状元，其兄陈尧叟则为太宗朝的状元。“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射箭中的者十之八九，卖油翁偶然路过，见到如此神勇之人亦只是微微点头称是而已，康肃公因而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卖油翁不卑不亢，回答得简短有力：“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公怒了，“尔安敢轻吾射！”卖油翁答：“以我酌油知之。”意思是，卖油虽没有射箭那么飒爽潇洒，但同样是一门手艺，如何练到高妙境界，可以类推而知之。不仅如此，还可以现场表演给你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这个过程和庖丁解牛一样精彩，只是文忠公描述得不像庄生那般惊天地泣鬼神而已。临末，老翁淡定地说：“我亦无他，唯手熟尔。”康肃公只好笑着打发他走了。

    一个卖油的老者在真正的“状元”面前毫无愧怍，他就是这个行业的“状元”。对此，儒家的说法是，君子“素位而行”则“无入而不自得”，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道家的讲法是“适性逍遥”，郭子玄所谓“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朱子心中三代（夏、商、周）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人人皆能适己之性，尽己之分，这就是“非后世之所能及”的三代之治。然而，古人早已明了的道理，在今天受到了现实的挑战——在很多人看来，“钱”与“权”成了时代的主流，所谓的“三百六十行”，在这两者面前都黯然失色、饮泣吞声。这个时代之所以不能“行行出状元”，和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有多少人在削足适履、盲目追求别人眼中的幸福？又有多少人在“愿乎其外”、为自己难填的欲壑而殚精竭虑、辛苦恣睢？

各安其位 各尽其才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以人为本”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被写入党章，它也成为沟通古今政治理念的一座桥梁。

    梁任公曾说过：“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说，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论语》中的原话是：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修己以安人”其实就是“修己以安百姓”，这是连尧舜这样的圣王都不无缺憾的。而对政府来说，“安人”就需要在制度上保证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各安其位、各尽其才。《尚书》有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对政府领导人来讲，其最大的德行就是能够实行善政，而善政的目的不是其他，正是“养民”，正是“安百姓”。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文子》有云：“有鸟将来，张罗而待之。得鸟者，罗之一目；今为一目之罗，则无时得鸟。”每一张罗网都有成百上千的网眼，而最终能够抓住小鸟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网眼；但是，如果只有这一个网眼而没有其他网眼的配合，这个“一目之罗”是无论如何也抓不到小鸟的。我们的各个行业就像是千百万个网眼一般，相互照应方能使得社会和谐，方能实现“善政”，而“养民”亦已在其中矣。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能够调配好各个行当之间的关系，做到因势利导、惠而不费。

    唐代诗人周昙的一首《咏史诗》这样写道：“定获英奇不在多，然须设网遍山河。禽虽一目罗中得，岂可空张一目罗？”那些公忠体国的王佐之才，如伊尹和姜太公，君王得一足矣，但是倘若君王不能如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般礼贤下士，这样的大臣又如何能找到呢？如子思所云，“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在上位者尽在上位者的本分——皋陶所谓的“知人”和“官人”，孟子所谓的“尊贤使能”——在下位者方能尽在下位者的本分，各尽所能，各安其位。

维齐非齐 自然合理

    我们也要注意到，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荀子曾引用《尚书》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那当然就“不齐”了。究竟是“齐”还是“不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维齐非齐”四个字背后蕴涵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哲学家楼宇烈先生称之为“自然合理”。楼先生认为：“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中国是有科学思想的，自然合理就是科学思维”——这里的“自然”非指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本然的意思——“自然合理有一个特点就是个性化，这跟现代科学的普遍适用不一样，它注重的是如何符合这个事物的特性、事物的本性。”正如水一般，它可以随器赋形，随物寓色，从而滋养万物，这也正是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几于道”的根本原因之一。顺应事物的本性就需要尊重事物的个性。先秦儒家讲“维齐非齐”，宋明理学家讲“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自然合理即是“道”，它也正是“行行出状元”的理论根据。

    科学合理就不一样，它意味着有统一的标准，人人皆须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成为这个行业的“状元”。科学合理确实方便了管理，但人非死的机器，而是有血有肉的万物之灵，有些时候，就需要因人而异。梁任公与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的一段对话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梁先生向曹校长推荐陈寅恪先生，曹问：“陈先生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有没有著作？”梁又答：“没有著作。”曹于是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怎么行呢？”梁于是答道：“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却没有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数量上的东西容易计量，质量或者说特性上的东西就需要见识和眼光才能识别。

    当社会真正领悟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时，当我们都理解了自然合理的重要性时，“行行出状元”便有可能从愿望变成现实，从个别事例变成普遍现象。（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