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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迎来了第十三届获奖者——89岁的郑哲敏院士和74岁的王小谟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空缺,这是该奖项自2000年后第9次空缺。
“91岁”与“30年”
“国家科技奖的评定结果,折射出我国一流科技人才依然短缺。”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说,“科技的灵魂在创新,科技的根本在人才。大力培养和积极引进拔尖创新型科技人才,需要引起国家层面以及全社会的进一步重视。”
此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结果一经发布,即引起各界的强烈关注。自2000年创立“国家最高科技奖”至今,22位获奖人得奖时平均年龄是82岁,低于70岁的仅1人——时年64岁的王选,而获奖时年龄最大的两位科学家,获奖时都是91岁。今年获奖的王小谟院士为74岁,相对还是较为年轻的。
据了解,国家科技奖每年评选一次,分五大类:最高科技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和国际科技合作奖,其中最高科技奖和国际科技合作奖主要是奖励个人,其余三类主要是奖励项目。
“由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对象是个人,奖励的重点难免着眼于科学家的‘综合成就’,所以最终遴选下来,也只能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获奖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这样分析。
此外,人们还注意到,在22位已经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院士中,他们获奖的时间与他们从事研究所取得成就的时间差距都在10年以上。其中有一半人数的时间差集中在20至30年,有8位院士的时间差在30年以上。
“从人才激励的效果来看,‘奖当其时’非常重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马抗美表示,“人才的创造力最活跃的年龄还是在30至40岁,还是应该通过激励手段鼓励这个年龄段的人出重大成果。”
“13年”与“9次空缺”
统计显示,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从2000年的2500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57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但这一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依然空缺,这是该奖项自2000年后,13年来第9次空缺,也是连续第4年出现空缺。
国家科技奖励办有关负责人解释,国家自然科学奖授予对象必须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做出重大科学发现。所谓“重大科学发现”,须具备三个条件: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缺一不可。此外,自然科学一等奖必须要获得评审委员会2/3以上的选票,差一票都不成。
“自然科学奖体现着中国科研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吴江指出,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空缺暴露出我国科技工作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短板。这与长期以来,对基础研究投入较低、重视不够密切相关。根据2010年的科技年鉴,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比例仅为4.57%,而同期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这个数字都超过10%。投入不足,必然影响科研工作者对基础研究的热情。
“缺乏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氛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马抗美说,我国很多科研项目都是政府主导的。有些科技工作者为了获得政府支持,专注于短时间内最热门的科研项目。而从古今中外的科技史来看,能够出大成果的科研项目,往往需要科研人员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安排,在内因的驱动下,才能长期、冷静地进行深入研究。
“重大原创性成果的取得,是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和长期积累的,不可急功近利。”吴江说,以往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华罗庚、钱学森、李四光、陈景润等人,之所以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着杰出造诣,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潜心从事基础性研究。
“世界第一”与“倒数第一”
人们常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那么科技创新来自于何处?马抗美认为,主要在于两个因素:一是科技人才,二是科技体制。从人才来看,目前在中国境内,还缺乏世界性的科技大师,这也是钱学森之问的重点。但是,众多华人在海外的科研成果相当优秀,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人数也在不断增加,那为什么在中国境内就搞不出一流的原始创新研究呢?她说:“这与两个体制问题有关: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
哈工大校长王树国曾如此批评现在的应试教育制度:“学生能动手造机器人,是教育的成功。可要是被造成了人形机器,就是中国教育的悲哀”。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想象力更是排名倒数第一;在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占14.9%。“尽管各地都在搞素质教育,但在一考定终身的制度下,注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的面貌。”马抗美说。
另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官本位思想在科技领域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科学家只要有了创新性成果,马上随之而来的是行政职务和各种头衔。“我们现在的院士,太多人都做了领导。很多科学家成名后就变成了高官。”吴江指出,这也往往意味着可以拥有更多利益和权力。因而一些人想尽办法获奖,哪个科研项目能够尽快出成果,就做什么项目,遇到困难大的科研项目,却往往绕过去,不肯吃苦,不肯忍受寂寞。受这种环境和氛围影响,很多青年科技工作者在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导师时,往往也更关注专业的热门程度和导师的影响力,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很多优秀的博士生毕业后的第一选择,也不是继续搞科研,而是考公务员。“这对今后一段时期科技工作的影响是不可挽回的。”
“科技的活力在改革。”吴江表示,当前必须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改革科技投入机制,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加大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创新科技人才力度,进一步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把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充分激发出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人才辈出、人尽其才。”
(本报记者 罗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