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智慧的“古为今用”

    中华民族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并将思考结晶运用于实践，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铸就了上下五千年辉煌文明。这种文明饱含着智慧，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都有所展现。

    文明的产生、发展与中华民族认识自己、认识自然的能力密切相关，更与中华民族不断提炼的价值观念、不断完善的思想体系无法分割。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求知与实践，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泱泱大国之风、谦谦君子之德、兼容并蓄之体，不仅已经被历史证明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生命力，也将在未来显示出支撑人类走内涵式发展之路的新活力。今日世界，人类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在探寻发展方向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先贤的智慧将像指南针一样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探寻提供一种参考。

    要想梳理出中华智慧的大脉络，实属不易。在此，仅就其中影响深远的几点稍加阐述，和大家共同品评古老智慧的美丽与博大。

领袖之道：以身作则、以德服人、以民为本

    做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有人给出了意味深长的回答：“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欲，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身为领袖，就要清净无为，广开言路，博爱众生，任用贤能，不被一般习俗所限，不被左右之人所控；胸襟开阔，有远见，有见解，常常巡视或考核大臣们的政绩。这是春秋晚期晋国著名政治家师旷对“君道”的论述。

    战国时哲学家尹文则认为，杰出的领袖应做到“政简刑轻”，有雅量、能容忍。施政目标简单，人民容易服从；有远大的目标理想，就能容纳众人；有恢宏的气度，就能容纳部属；圣人很少去干涉天下的事，而天下反而管理得最好。汉朝时献王刘德则以尧帝举例，深为推崇：尧对天下人心存关怀，尤其担心穷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担忧他们不能事事称心如意。有人饥饿，他就说这是我的过失；有人受寒，他就说这是我的责任；有人犯罪，他就说这是我的错误。

    如何选拔和使用干部？夏禹说过：他的执政使人民没有饭吃，就不能使用他；虽有政绩，但对人民无益，也不能让他去做；而对人民有益的事，像疏导河流等，虽然让人民辛劳，也要支持他们坚持去做。

“天人合一”：助推生态文明破冰渐进

    “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里的这句话，透出中国古人对于“天地”的敬畏与亲近之情。人是万物之首，自然与天地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人放在天地之间，天地人三者各有其道，但又相互对应、相互联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天”代表无所不在的自然，天人合一，一是指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指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规律，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状态。正是出于这种认识，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礼记·中庸》则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们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趋近天道、与天一致。由此，中华传统价值理念以“天人合一”为诉求，逐渐形成一系列制度和与之相匹配的行为规范，深入到了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之中。

    发掘“天人合一”体系的精华，对解决当前的经济、社会问题尤其是生态危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今天的世界，是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世界，是生态文明破冰渐进的时代。工业文明创造出了大量物质财富，却带来了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副产品。人们发现，社会危机可以转移，经济危机可以转移，唯独环境危机不能转移——气候危机一来，飓风不光袭击东南亚，也袭击新奥尔良；海水上涨不光会淹没南太平洋小岛，也会吞没纽约。这个时候，在人类共同的危机与忧思面前，重视生态文明越来越成为普遍共识，“天人合一”的古老哲思也为全世界有识之士所重视。

“礼”：引导向善与自律

    礼，被古人视为为人处事的根本标准。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一切皆离不开“礼”的制约。《礼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意思是：遵循了礼乐，天地万物能获得和畅，万物自然孳生化育，各含其宜；天地万物能拥有秩序，则万物井然有别，各得其所。《礼记》开宗明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庄。”可见，“礼”在古人生活里几乎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

    不可否认，“礼”作为封建制度下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自有许多陈腐落后的成分，决不该也不可能照搬到今天的生活中，但是，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维系社会良好风气的主旨与作用则是不应漠视的。对于个体而言，古代社会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每个人内心的德行尺度，通过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对于社会而言，逐渐形成了“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礼法融合、以礼入律”的现象，这对于今天我们每个人的立身修养，对于探索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等均不无启迪。

兵法战略：不仅“神”在战场

    在常年征战中，多谋善断的文臣武将们总结出了许多经典战略，留下了《孙子兵法》、《六韬》、《三略》等克敌制胜的兵书宝典。这些兵法在中华民族智慧宝库中独绽异彩，它们所揭示的竞争规律已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也不囿于时代的局限，即使今天，仍然在企业管理、外交角逐、政治活动中有诸多应用。

    仅以《孙子兵法》为例——

    “始计篇”提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这句话强调了“未战而算”的重要性——决策者一定要在战前做周密的计划，对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做出不同的估计和安排。对于个人、企业乃至国家而言，如果有了这种未雨绸缪的智慧，就可以有备无患，从容应对未来的发展变化。

    “虚实篇”认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要求在作战时避开敌人的坚实之处，攻击敌人的薄弱之点，并且在使敌“显形”的同时，又使我“无形”，借助各类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变幻莫测的巧妙手段，让对方难以摸清我方真面目，从而在虚实变化中夺取胜利。

    “行军篇”中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统帅军队、教导战士，不能一味奖赏纵容，也不能只重严苛刑罚，而应兼重政治道义和军纪法规。对于今天的管理者而言，这种“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领导艺术，仍然值得细细品味。

    当然，兵法给我们的应是智慧，而非诡计，必须在保持道德追求的基础上合理应用，否则，便是偏离了正道。

    （作者单位：青海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