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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看上去有些激动。
12月的一天，这位知名媒体人出现在一个法学会议现场，给与会者讲了一个故事。
吴征的祖父吴凯声，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大律师。他曾经为陈赓、廖承志等共产党人作辩护，其中为廖承志辩护并运用专业知识将其营救出狱，是吴凯声律师生涯中闪亮的一笔。
“爷爷让我懂得，律师的职责就是维护法治的尊严。如果法治没有尊严，什么都是空谈。”吴征说。
一百年前的1912年9月，北洋政府公布了《律师暂行章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从此发端，并产生了我国最早一批律师，吴凯声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百年，中国律师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如今，律师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提供的专业服务越来越丰富。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我国执业律师总数突破20万人，律师事务所接近2万家。
然而正如一位资深律师所说，今天的中国律师行业仍然处于“牙牙学语”阶段。一方面，律师的社会地位、从业环境还存在问题，一些公众对律师仍抱有误解甚至偏见；另一方面，极个别律师见利忘义，造成了恶劣影响。
从历史中吸取经验，通过完善制度，让律师群体进一步成为推动法治进步、促进社会发展的正能量，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回望百年历程
吴凯声那一批最早的律师，许多是海归，他们视野开阔，活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大律师伍廷芳，辛亥革命期间作为南方代表与北方代表议和，促成了清帝退位、帝制终结；华侨律师陈友仁，1918年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及法律顾问，成为孙中山的助手，参与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制定。
中共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是一位卓越的法律人，曾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因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就义的烈士施洋，也是一位大律师；后来，律师群体里面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位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还有第一位司法部部长史良。
“律师行业的出现和发展，是司法进步的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祝铭山说，古代中国司法依附于行政，近代以来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律师这个职业应运而生，并成为现代司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支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源自西方的律师制度被废除。1954年，随着第一部宪法的实施，一些大中城市成立了律师协会和法律顾问处，但很快中断。1979年，司法部恢复成立不久，就下发了恢复律师制度的通知。
在全国律师协会原会长、著名律师任继圣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是“中国律师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1996年，《律师法》诞生，经过2001年、2007年和2012年3次修改，律师制度逐渐完备。
任继圣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律师行业的最大变化，是律师的性质从国家法律工作者转变为社会法律工作者，非公职律师成为律师队伍的主体。
“历史表明，无论是近代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律师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众鑫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主任赵霄洛说。
面临多重困境
不久前，湖南一位律师发起筹建“律师维权网”，得到不少人响应。专门帮人维权打官司的律师自己也要维权，这个颇为“黑色幽默”的事实，凸显出一百年后的今天，律师业面临的困境。
刑事律师往往被指“为坏人说话”，在会见嫌疑人、调查取证方面遭遇各种刁难，不时还会受到打压；而从事民商事业务的律师，也有不少苦水。
“我做民商事业务，拿着介绍信到工商局查档案不让查，到房管局查档案也不让查。《律师法》要求我们为当事人服务，什么都不让查，跟当事人怎么交代呢？”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茂元的感受，也是不少律师的困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志铭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推崇“无讼”文化，讼师甚至被称为“讼棍”，是“操两可之说”的小人。而现代律师制度是舶来品，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缺乏社会认同。
时至今日，一些法官、检察官和政府官员仍然认为，律师是和自己“对着干的”。祝铭山在公开场合称：“我是一个老法官，坦白说在离开法官岗位之前，我对律师也有偏见。”
律师群体形象不佳，不受“待见”，也有自身的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各地法院发生了多起律师大闹法庭、与法官检察官冲撞的事件；还有个别律师为了赚钱罔顾法律，甘愿充当掮客。对这些乱象，张志铭的观点是：“律师界弥漫着逐利之风。”
如何成为正能量？
在律师业发达的美国，平均每270个人就有一名律师。如果按此千分之一比例计算，我国需要140万律师。而现实是，目前我国平均约7500人才有一名律师。
专家表示，我国的律师制度诞生一百年来，律师行业依然方兴未艾，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只要有好的生存空间，律师群体就能成为社会的正能量。”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说。
著名律师陈有西表示，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行业的管理思维，应该转变为服务思维，采取各种措施，为律师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源和扶持。至于管理，应交给律师协会等专门的行业协会去做。
讨论过多次的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制度，也再度被人们提起。当前，一些法官、检察官离职或退休之后，利用自己积累的资源到律师事务所“捞钱”，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但律师进入政法机关任职，却非常少见。
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院长徐建认为，从律师中培养法官、检察官，先台下再台上，不仅可以增强法官、检察官的权利意识，有利于清除司法腐败，也能从根本上消除对律师的职业歧视，建立起真正的法律共同体，推动法治进步。
对于不断引发关注的律师“闹庭”现象，资深律师朱茂元有自己的解读。“‘闹’实际上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具备专业操守的律师就不应该闹。”他表示：“作为一名律师，心里应常存法律的精神、法律的价值观，追求公平正义。同时，运用法律的技艺，找到一切可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机会和切入点去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庭上跺脚、喊口号，这是两回事。如果把法律的精神和法律的专业性结合好，我觉得‘闹庭’这个事就解决了。”
张志铭也认为，律师业已今非昔比，作为律师应该苦练内功，实现高度的专业化，通过提供专业服务、回应社会需求来参与社会生活，从而赢得认同。（本报记者 王逸吟 本报通讯员 孙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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