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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正续同志走完了90年漫长的人生之路。我永远失去了一位随时可以请益求教的可亲可敬的老师！
我和老章相识至今已经48年了。1964年3月，我从上海来到既向往又陌生的首都北京，走进《光明日报》学术部办公室，做了一名助理编辑。
当时报社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协助章正续筹办《文学遗产》专刊的复刊。在那段日子里，老章几乎每天都带着我去北京各高校，或是中科院的文学研究所，请教研究中外古典文学的专家学者，就如何办刊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并约请他们给即将复刊的《文学遗产》专刊撰写稿件。限于当时的条件，我们外出办事，近的靠两条腿走路，远的则乘公交车。有些学校离报社很远，一大早出门挤上公交车，大半天才到达目的地，中午常将就着找一家小饭店随便吃点东西果腹，回到报社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与此同时，他通过写信的方式广泛联系全国各地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经过近三个月的辛勤工作，他约来了刘盼遂、冯其庸、郭预衡、廖仲安、王运熙、邓绍基、章培恒、聂石樵等诸多名家的稿子，使得《文学遗产》在当年6月顺利复刊。老章那种以身作则、全身心投入编辑工作的敬业精神，给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记得那年有一天我到人大中文系找冯其庸同志，一见面他就满口称赞老章对他稿子的处理极其高明。
老章除了忙于《文学遗产》编务，同时还参加报社重大的采访任务。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到办公室去，只见老章一个人正在加班，在灯下伏案修改他和徐凯翔合写的一篇采访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长篇报道。第二天见报后，广受好评。
老章是个资深报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就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1946年，老章在上海《新民报·晚刊》采访部当记者，当时他和报社其他进步记者一起，积极投身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发动内战的斗争，强烈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围剿革命力量，镇压人民群众的种种倒行逆施，采写了大量新闻。解放后，老章到上海《文汇报》工作，曾任市政组组长。他长期参加在当时读者中拥有广泛深刻影响、被誉为《文汇报》名牌副刊的《社会大学》做编辑工作。据当时与他同事的张煦棠回忆：“在《社会大学》版面上，有一个‘杂文’专栏，他（指副刊主编郑心永同志）不突出个人，邀集两位编辑一起动笔，三人合取一个集体笔名叫‘卢心章’。卢，就是卢龙同志，章，是章正续同志。”（《郑心永诗文选·序》，中西书局出版）
1959年老章调入《光明日报》工作，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退休。在《光明日报》工作的20多年里，他无论是在学术部负责主编《文学遗产》专刊，还是在文艺部参与文艺版的编辑工作，都勤于思考问题、勤于联系作者。他编辑的版面、采写的稿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有口皆碑。
2005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看望他。他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基本上不下楼了。又因眼疾也不看电视、少看书报了，多年来喜欢与朋友写信联系的习惯，也改为打电话了。但他见到我依然谈兴很浓，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有不少真知灼见。没想到这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纵观老章的一生，他给我们留下一个总的印象是：为人正直，讲究原则；工作踏实，办事认真；待人接物，极重感情；生活简朴，不贪享受。
章正续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作者为本报文艺部原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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