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学术的一生

    68岁的苏东斌教授已经逝世5个多月了，但深圳大学的师生和他的亲属朋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会眼含热泪，悲痛不已。“在浮躁的社会里有这样一个潜心追求学问的人，真是太难得了！”和苏东斌相识20多年的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陶一桃哽咽着对记者说。

 

    作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的教授，苏东斌在患癌症逝世后，留下的是28部学术著作，是深大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的3次飞跃，是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是率真坦荡能言敢言的人格魅力，是与癌症病魔抗争创造的一个个奇迹。

 

    “看电视太浪费了，这是多好的时间呀！”

 

    人为什么活着？苏东斌的答案是：学术。同样是研究经济学的陶一桃这样评价她一直视为学长的苏东斌：“苏教授是为学术而生的，学术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即是学术。”

 

    在女儿苏芷庭的脑海里，父亲的形象只有两种：一个是用剪刀剪辑资料，另一个是伏案写作。

 

    苏东斌是深大出名的“工作狂”，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学校那间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是各种各样的书籍，实在放不下了，就堆放在室外的阳台上。他每天最惬意的事就是徜徉在书山里。

 

    离开办公室，苏东斌想得最多的还是学术。他到很多地方都不认识路，外出时总是妻子或女儿走在前面，他机械地跟在后面边走边想问题。有时脑子里冒出了思想的火花，就让家人帮助记录下来。老伴孙美华最熟悉的情景是：苏东斌的床头总是放着几张纸和一支笔，有时晚上睡觉也在想问题，想起什么就立即拧开台灯，爬起床记下来，生怕漏掉一丝学术上的灵感。

 

    2007年10月，在腰痛大半年之后，苏东斌到北京301医院检查，确诊为骨癌。苏芷庭说：“当时我们全家几乎都崩溃了。确诊当晚，父亲似乎一直在思考什么，他有些失眠了。但第二天，他又把得了癌症的事丢到了脑后，照常投入到学术工作中了。”在深大艺术学院任教的苏芷庭说，自己很认真地问过父亲：“当知道患上癌症之后，内心打击有多大？”苏东斌回答说：“只打击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心态就调整好了。”

 

    从北京做完化疗回来，苏东斌没有把患癌的事告诉单位任何同事，仍然和往常一样沉迷于教学和学术工作中。后来又十几次去医院化疗，他一直瞒着单位。有时别人看他痛得厉害，他总是说：“腰痛的老毛病又犯了。”

 

    家人为了让他多休息，晚上逼着他看电视，他总是边看边叹惜：“太浪费了，这是多好的时间呀！”

 

    “像一名战士在学术的战场上，一直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2010年8月下旬，深大理论经济学申报国家文科一级学科博士点进入最后阶段，作为该学科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苏东斌为此付出了全部时间和精力。陶一桃清楚地记得，在答辩的前一天晚上，苏东斌还在广州的宾馆里对着PPT反复做陈述演练，直到深夜。第二天答辩非常精彩，结束时他大汗淋漓，加上突然下雨，钻进车时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回深圳的路上，他显得有些烦躁，大家知道他在急切地等待结果。当车子行驶到深圳机场附近时，广州来了电话，说他们高分通过，这个面对癌症打击没有流一滴泪的东北汉子泪流满面，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陶一桃哽咽着说：“我懂得这个男子汉为什么流泪，因为他对学科建设倾注的感情太多太深了。”

 

    在患癌症的5年时间里，苏东斌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时间赛跑，先后推出了4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2007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制度人假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我讲〈国富论〉》（合著）；2009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断录》；201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经济特区导论》（合著）。4部著作总字数达200万字。

 

    “即使是健康的学者，5年时间里在学科建设和著述方面有这么多成就，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何况苏教授是一位60多岁的癌症患者！”钟若愚10多年前跟随苏东斌攻读硕士，毕业后又一直在一起工作，连他也是在今年3月才知道恩师患的是癌症。钟若愚认为，苏东斌不把真相告诉大家，一定是怕大家劝他休息，从而“影响”他的学术工作。

 

    今年2月底，已经拖了5年的癌症病情加重，苏东斌不得不再去北京301医院接受治疗，同事们这才知道他患了癌症。在最后两个多月里，他想的和做的还是工作和学术。

 

    “一到北京的医院，父亲就昏迷不醒，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们都在北京给他准备后事了。中间有一阵子他的状况渐渐好转，只要处于清醒状态，他就忍痛开始工作，给同事和学生打电话，谈书稿写作，谈学科建设，谈读书学习，有时甚至摘下氧气罩做这些事。”苏芷庭说，在住院的那段时间，她和妈妈轮流给父亲读报，读到他认为重要的，还要剪下来分类放好备用。“有一次读到一篇纪念泰坦尼克号失事100周年的文章，父亲显得非常激动。他说，沉船上所展现的伟大人性太美了，一定要写进自己的一部专著里。”

 

    苏东斌所说的专著，就是已经和中国经济出版社签约的《现代经济思想通论》一书。苏东斌去世后，同事在他家书房的办公桌上发现，除了一叠写满该书提纲的稿纸外，还有几袋收拾整齐的相关资料。在去北京治病的前一天，他还在认真修改提纲。

 

    “父亲就像一名战士，在学术的战场上，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说这话时，苏芷庭眼里含着泪水。

 

    “厌观流俗、奋勉修身，只因学者经世济民的灵魂”

 

    “作为经济学家，就要投身于时代，关注现实，从而创造出一个真实的思想来。因为，真实是一切学术的生命。”这是苏东斌在他撰写的《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断录》一书序言里的一句话。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解释说：“这句话可以看作苏教授做人治学的座右铭，也是他身患绝症后仍然奋斗不息的原动力。”

 

    “敢于说真话”是学界对苏东斌的普遍印象。与他相交30年的老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振中向记者讲述了一件往事。

 

    25年前学界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反思旧体制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犯的仅仅是一种“超阶段”的错误，仅仅是“操之过急”“走快了”。面对这种观点，苏东斌直言反驳说，旧体制的弊端不是什么“走快了”，而是“走弯了”，这一反驳直指要害，也让王振中深受震动。“我明白了他对改革开放大业如此投入的原因——‘厌观流俗，奋勉修身’，只因为他作为一个学者经世济民的灵魂。”

 

    1996年，苏东斌决定搞一份内部刊物，“想表达一点对社会有益的声音”。他创办了《建议活页》。从1996年至今，这份《建议活页》一直没有中断，如今早已成为中心的学术品牌，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苏东斌是主要作者，大部分内容都出自他手，文章多数不过千字，却字字珠玑，蕴含的热情和勇气扑面而来。

 

    苏东斌曾任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协常委。袁易明说，苏教授在各种场合针对深圳发展问题特别是制度改革直抒己见，他会认真倾听别人的观点，对于不同的观点包括一些领导的观点，如果不同意，他也会据理力争。

 

    “他在我们心中树立了一块思想者的丰碑”

 

    在苏东斌看来，学术是可以影响现实的。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经济学界应该善待自己的英雄，因为正是他们，才创造了经济‘思想’这个重要的产品，从而在深层次上影响或改变着这个世界。”

 

    苏东斌很早就大声疾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定不移地主张改革。他还通过研究市场改革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期待改变西部地区的贫穷状态。

 

    钟若愚告诉记者，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苏东斌告诉他，他希望人们不要把他看成道德模范，而是看成一个思想者。“他在我们心中树立了一块思想者的丰碑。”

 

    早在1995年，苏东斌就开始探讨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的问题；1999年，他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选择经济”的精髓，指出制度极为重要，而制度则是由人来选择的，“选择经济”不仅会带来财富，而且一定会增进自由。他因此得出了“幸福来自选择”这一非常具有创意的结论。

 

    钟若愚评价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创造。这实际上是他对经济基础理论体系的一个重构。”

 

    苏东斌一生出版了28部具有较大学术影响与价值的学术著作，是真正的“著作等身”；他有19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中国学术界十分少见。王振中认为，苏东斌的经济学理论在学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穿透力，每一篇论文都焕发着献身改革的气息。

 

    苏东斌加盟深大之后，深大理论经济学的建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演奏出激昂而跌宕的“三步曲”乐章。

 

    第一步：1996年，“政治经济学”专业成为国家教委授予的深圳大学首批三个硕士点之一；第二步：2006年，该专业“升级”为二级学科博士点；第三步：2011年，“理论经济学”再次“升级”为“一级学科”博士点。“三步曲”的每一步，都是深大文科学科点发展中的“第一”和“唯一”，2001年“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还被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胡培兆评价说：“没有苏东斌，就没有深大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他为这个学科点的申报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智慧与健康。”

 

    苏东斌自己则说：“为了学科建设，把命搭上也在所不惜。”

 

    “唯一遗憾的就是好书太多了，看不过来”

 

    书，是苏东斌一生的挚友，他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书。认识苏东斌的人，无不对他的博学多才感到震惊。

 

    “他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好像没有什么能问倒他。他能随口告诉你哪段话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几卷，他能随口说出哈贝马斯的名言，他能从堆积如山的书海里很有秩序地找到自己或他人想要的一本书，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谈古论今……”陶一桃对苏东斌的博学印象深刻。

 

    若无平时博览群书的修养，焉能如此饱学娴熟？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苏东斌一生不用手机，不会用电脑。他在电脑班学习时，曾花费五六分钟时间才在屏幕上打出“我很笨”三个字。

 

    苏东斌曾经这样形容自己：“我不聪明，有时甚至极为迟钝。我不生动，常常活得极为呆板。”

 

    他的治学方法非常“古老笨拙”，就是读书和剪报，以及“拼命三郎”式的坚持与勤奋。每次到北京，苏东斌再忙也要去逛书店，然后寄回来一箱或几箱书。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列出30至40本国内外最新出版的新书单，让学生帮忙在网上购书。他每天要看十几种报纸杂志，并把他认为有用的文章用剪刀剪下来，分门别类地收藏好。他看过的报纸大多“衣衫褴褛”，了解熟悉他的人早已见怪不怪。

 

    苏东斌对书的痴迷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家里两个书房的四周书柜里密密麻麻装满了书，家人也不知其数，估计至少有万余册；深大办公室内也摆了3000多册书；他的所有书柜都加层到屋顶。这位记不清自己家门牌号的人，却对每一本书了如指掌。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苏芷庭曾经这样问：“您觉得一生幸福吗？”

 

    “非常幸福，在书的海洋中其乐无穷。唯一遗憾的就是好书太多了，看不过来。”苏东斌回答。

 

    (本报记者 易运文  本报通讯员 沈清华 马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