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旗帜，那么多英才追随？
什么样的事业，那么多先辈献身？
那必定是事关国运民生的伟业，必定是牵动千秋万代的巨构。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8年来，凝聚了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从事理论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其中，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术拓荒者和奠基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和中青年学者们并肩奋战，也以勤勉与严谨深深激励着后学；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燃烧生命，也在奋斗中更深切地领略着真理的魅力。
“老了还能做事业，是幸福。能做足十分，就不做九分”
2011年元宵节，83岁的著名法学家许崇德由助手陪同，离家住进了北京西郊的一处宾馆。和他同来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二批重点教材——《宪法学》编写组的另两位首席专家和全部11位成员。
清冷的空气里，年味还未散去，学者们便忙碌起来。在宾馆，他们一住就是81天，每天的生活只剩了写作、讨论、修改、再讨论。“也顾不上什么作息时间了，开夜车是常事，我也跟着年轻人熬到半夜。”许崇德回忆。
这是编写组成员的一次“自我隔离”。时值教材进行最后修改的紧要关头，平时事务繁杂的学者们决心放下一切，圆满完成最后冲刺。作为编写组第一首席专家，许崇德一直全力以赴。几个月来，他更是不顾困扰自己多年的眼疾、行动不便的腿脚，连续作战，一丝不苟。
这样的忙碌已持续近4年。从2007年11月启动教材编写起，老人便全身心扑在这项事业上，召集人员、商定大纲、分工编写、审改文稿，没有一个环节不亲力亲为。在他和团队的齐心奋战下，教材顺利通过终审并获好评，于2011年底出版使用。
91次审稿会，40多本教材，累计审稿近5000万字，这是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邢贲思参加工程8年多来记忆最深的一串数字。
作为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82岁的邢贲思一直把工程任务排在工作的第一位，几乎推掉了一切无关活动。2009年，他又担任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编写组第一首席专家，更是忙到了没有休息日的地步。尽管如此，他仍毫不放松地审看每本教材。“稿件会在每次讨论前两周发给我，我都一遍遍细读，撰写详细意见。”遇到自己不熟悉的内容，他便找来相关专著、文章反复研读，还和此前的同类教材仔细比对，待“基本弄通了”，才撰写意见。付出虽多，他甘之如饴，“对理论工作，我始终有自觉、有兴趣。更何况收获也很大，等于又上了好几次大学！”
83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庄福龄也为工程8年如一日地辛劳着。2004年，他担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分课题组首席专家，率团队对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展开深度研究，目的就是搞清楚哪些是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他和其他专家追根溯源、条分缕析，几乎每天忙到深夜。2007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编写启动，他又担负起了首席专家之职。过度劳累使旧病复发，他在病床上坐卧不安，一出院便坐回书桌前，埋头“补课”。
几乎每位投身工程的老专家身上，都有许多令后学感佩的故事——
90岁高龄的咨询委员江流，病体孱弱，却坚持参加了工程的大部分审议会，且每来必坐满一整天，每到必认真发言，每纠错必给出3个以上论据；
年届80的中央编译局原常务副局长顾锦屏，每天超负荷运转，为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编译出版立下汗马功劳；
同是杖朝之年的北京大学教授钟哲明，在教材编写中心脏病发作当场晕倒，醒来仍要求继续工作……
“我们这些人都是一样的，心里有份责任在。”工程首席专家罗国杰教授说。在84岁的他看来，“老了还能做事业，是幸福。能做足十分，就不做九分。”
对每个字负责，“要像建大楼一样，牢牢打好基础”
在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著作导读》课题组里，人人皆知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教授制定的3条“军规”：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施编写；以严谨的科研态度对待编写；必须亲自撰写，不得请助手或学生代劳。
对于皆为各单位教研骨干的编写组成员而言，严守这3条“军规”并非易事，然而，他们做到了，因为，78岁的沙健孙作出了表率。
2005年，沙健孙担任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题组首席专家，两年鏖战，教材顺利出版，并被相关领导评价为“给中国近现代史作出了权威的规范”；2009年，他又担起了编写《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著作导读》的召集工作。
两本教材，一般严谨——拟定编写提纲前，课题组向一线师生征求意见，广泛调研；编写开始后，先分工撰写，每写成一章便集体讨论，作者汇总意见修改，再讨论，再修改，交换修改……各章基本成形后，由首席专家逐字逐句审改，不妥之处往往推倒重来。除了总体负责，沙健孙还亲自撰写了部分章节。“要对自己主编的书中每个字负责。”沙健孙说，“课本课本，一课之本，影响数以千万计的几代人，决不能有一丝含糊。”
85岁的思想文化史专家张岂之教授也容不得“含糊”。他担任首席专家的《史学概论》教材，仅提纲拟定就讨论了十次之多，撰写过程更是大费周章——
“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一章，作者四易其稿，又请资深专家另撰新稿。待五稿撰成，课题组反复讨论，决定融前五稿精要为一体，最终成篇。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章，前后4位作者执笔，均不如意，后由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撰写，又经多次修改，方得初稿。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一章，4位作者试写仍不满意，后请来中央编译局负责同志反复研究，抓出了“马恩如何创立唯物史观”这条主线，才由中山大学教授陈春声写成新稿。
“工程里，没有一本教材或译著不是反复修改完成的。我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成员，写一章节，个人感觉好不行，还要听团队意见；团队感觉好不行，还要听各方面意见；各方面意见都好还不够，还要经得住教学实践检验。要像建大楼一样，牢牢打好基础。”邢贲思深有感触。这本教材历时近三年，已修改到了第15稿，仍在精心打磨。
“这是同类教材中最好的一本，至少是最好的本子之一。”这是工程咨询委员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评价。
“不仅适合学生学，也适合广大干部和一般读者阅读。”这是专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著作导读》的肯定。
“一部汇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最新成果、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高质量、高格调、高标准的精品教材。”这是各界专家与师生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褒扬。
“我仔细看了拿到的每本教材，感觉比以往大大前进了一步。最重要的一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与‘建设’结合得很好，把普遍真理和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了，更有说服力。”工程首席专家、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教授认为。
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通力协作下，马克思主义经典编译成就喜人，30多种重点骨干教材相继出版并获好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初步形成，重大问题研究和思想引导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图卷，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星空中灿然铺展。
“搞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真理，不能像小贩一样，天晴摆摊子，下雨收摊子”
是什么使老一辈学者们对工程如此热衷、不吝付出？
这似乎是个多余的问题。
走进邢贲思的书房，除满目书籍外少有装饰品，唯独一幅马克思、恩格斯画像立于窗台之上，时时伴他精研细读。
对马克思主义的追随与热爱，深入这一辈学者骨髓；而热爱，是出于对它的深切了解与衷心认同。
共产党员的信仰不是宗教，而是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必然长盛不衰，因为这是一门极富科学性的理论，凝结了前人的伟大智慧与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预见力，已经无数次被历史所证明。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能够“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察下面的山景那样”。
这正是老一辈学者们服膺马列的原因。
“毛泽东说过：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我深以为然。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只要你在学习原著上下了功夫，就一定会被它的魅力所折服。”沙健孙认为。
在少时历经战乱、颠沛流离之后，许崇德的人生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彻底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深植心中，虽经挫折也不曾动摇。“精通了马列，把握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新情况面前保持清醒，坚定判断。”
陶德麟曾担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的学术助手，在其引导下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他至今记得李达的一句话：“搞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真理，不能像小贩一样，天晴摆摊子，下雨收摊子。”今天，他想把这句话送给所有有志于追随真理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如果我们有一大批精通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新的事业就有了保证。”陶德麟说。
正是这样的信念和领悟，让他们对蓬勃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备加重视，满含期望。
这是一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工程，为中华民族复兴夯实根基，为国之腾飞提供指引。
足以欣慰的是，在老学者们身后，是一大批坚强挺立的中青年学者。随着工程开展，30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投身，数万人以各种形式间接参与。在老一辈的感召下，越来越多中年学者走进首席专家行列，越来越多青年学者得到了学术锻炼和精神成长。他们准备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贡献更多力量；他们期待着，见证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迸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本报记者 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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