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狂”工作的核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所研究员 邱爱慈：

    我和林俊德院士是同事，我们都是从“两弹一星”那个火热年代走过来的，同样的理想抱负，同样的事业平台，同样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他有着更深的了解。

    林院士常说：“一个人的成功，一靠机遇，二靠‘发狂’。”他说的机遇，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决策研制“两弹一星”；他说的“发狂”，就是从事“两弹一星”时的那么一种干劲儿，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种奋斗精神。

    林院士的“发狂”，在艰苦创业时期，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当时，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工业和技术条件非常落后，生活也很艰苦。但最考验人的还是尽快攻克科研中的难题，圆满完成国家任务。核试验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安危的高尖端技术，从来都是要不来、买不来的，面对国外的封锁和压制，我们都憋着一口气，把原子弹当作“争气弹”，一定要把它搞出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大学毕业没几年的林俊德受命研制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仪器。冲击波测量是速报核武器爆炸当量、确定力学破坏效应的重要手段。这种仪器使用环境十分恶劣，研制难度很大，但林俊德坚信，只要迷进去，开了窍，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研制这种仪器最难的是动力问题。林俊德像着了迷似的，整天苦思冥想，连吃饭、走路都在思考。有一天，受街上电报大楼钟声的启发，林俊德产生了灵感——决定用钟表发条作动力，设计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并在反复实验后，选定了闹钟响铃结构，攻克了“动力”这一难题。再一个就是需要解决压力自记仪的压力标定问题，在没有正规实验室的条件下，他们因陋就简，在铁铺里焊了个贮气罐，用自行车打气筒往里打气来替代。经过一年半的艰辛探索，他们研制出能在核爆炸电磁脉冲等恶劣环境下可靠工作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首次核试验中试用成功，测到了准确完整数据。

    1966年的冬天，我国首次氢弹试验即将进行。这次试验方式由塔爆改为飞机空投，需要在高空对冲击波进行测量，必须尽快解决自记仪高空防冻、高空定点、落地防震等一系列难题，这对林俊德和他的项目组提出了新的严峻的考验。他接到任务后二话没说，立即投入到研制工作中。由于仪器要在很低的温度下工作，当时没有实验室的条件，他们就背着仪器，先是跑到附近的山坡上，利用深夜和凌晨最冷的时刻做实验。为了更真实地模拟仪器使用环境，他们又爬到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冬天的山顶空气稀薄，冰封雪冻，寒风刺骨，他们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山上呆了整整一夜，手冻僵了，脚冻麻了，连胡子和眉毛上都结了一层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最终赶在爆炸前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我国飞机投放氢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的测试手段。实践证明，在核试验领域，凡是外部封锁最严的，恰恰是我们国家发展最快的、最好的。

    核试验有很高的风险。林院士从事的是核爆炸力学研究，他总是距离危险更近，接触危险更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他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有一次核试验后，他带领速报小组全副武装冲向爆心方向，戈壁滩的搓板路颠簸得非常厉害，汽车的轮胎爆了。林俊德明明知道核爆后有污染，多停留一分钟，大家就多一分危险。他毅然第一个跳下车，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帮助司机修车，赶在第一时间拿到了数据，为最终确定核试验效果提供了可靠依据。

    林俊德经常要和炸药打交道，每次和同事做实验，他总是冲在前面。一次在室外对炸药进行抽检，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正当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好时，只听见林俊德大声喊：“大家都不要动，让我来。”说完就冲上前去。快到炸药放置点时，他又转过头来，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趴下，不要抬头！”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沉着冷静地拆除引信，排除了险情。把生死置之度外，林院士的这种“发狂”，不仅是源于对事业的极端负责，更是因为他骨子里挚爱这项事业，愿意用整个生命去投入。

    一个人“发狂”工作，一阵子容易，一辈子很难啊。林院士用一生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有了这种精神，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就没有干不好的事，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