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月中旬,无一例外地都会有一个备受关注的新闻焦点,那就是诺贝尔奖的公布。除了文学奖,大家最关注的还是那些可能改变或影响我们生活的奖项。
过去我们常常认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的研究是极少数天才科学家才能理解的。其实尽管他们的研究是晦涩难懂的,但其研究成果却是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并且普遍惠及了大众的。
让我们试着描述一下我们每天的普通生活,想一想在我们接触的事物中有哪些是与诺贝尔奖相关的——电视机、收音机、电话、电脑、传真机、微波炉、白炽灯、玻璃纸的餐盘、塑料台布、聚乙烯的垃圾桶、我们在超市看到的商品上的条码、我们在医院经常用到的心电图、核磁共振成像,胰岛素、我们经常需要服用的各种维生素、我们穿的涤纶面料的运动服……虽然只是再简单不过的罗列,但这每一项事物确实都与诺贝尔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可以说诺贝尔奖从诞生至今已过百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
当然,孜孜不倦地探索未知也是科学家的追求和诺贝尔奖所鼓励的。小时候读中国的古典名著《西游记》,特别羡慕孙悟空处于不利情况下时只要拔下毫毛一吹,即可以变出无数一模一样的孙悟空。而现在的克隆技术告诉我们这些想象在生物学上也不是不可能的。正如斯皮尔伯格导演在《侏罗纪公园》里讲述的人类运用尖端技术对DNA进行合成,重新复制了恐龙。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产生后,数代科学家都在从事与生命的秘密相关的研究,经过数代科学家艰难而枯燥的努力,“生命是什么”、“人类从哪里来”的问题正在一步步逼近最后的真理。
当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诺贝尔奖的评选标准越来越高,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从事科学研究的团队也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国际化,背后的资本力量也越来越雄厚。越来越多的人担忧,一些科学技术会被巨大的资本所绑架,并会因其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而变质。在我们的设想中,科学家总是具有崇高的道德,他们探索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他们追求真理,甚至不惜为真理献身。然而,这种在过去小科学时代的神话在当今的大科学时代早已失真。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科学家自身也追求利益;另一方面,科学家对自己的发明并不能完全控制,甚至是完全不能控制。我们不能指望科学家都有伟大的良心,有足够的力量防止科学沦为资本的仆从和帮凶。
在我们讨论科学与人的关系时,常见的观点是这样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类的需求。也就是说,是人类先有了需求,然后技术满足了这种需求。比如眼镜,因为我们近视,所以才需要这种技术矫正视力。比如我们希望与远方的亲人有密切的联系,于是科学家就发明了电话。在这种叙述话语之下,我们仿佛一直在期望科学及其技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断满足我们更多的需求,让我们生活得更加幸福。
但幸福显然是个相对的概念,我们的现代社会未必就比传统社会更加幸福,相反,却导致了一大堆全球性问题。比如转基因、克隆、干细胞研究等一系列生物技术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反对者认为这些技术冲击了人类伦理的底线,人类应该在这个底线面前止步。而支持者则主张,科学要进步,伦理应该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调整,而不是阻碍科学的进步。支持者常常强调这些技术对人类可能会有的各种各样的好处,比如干细胞研究可以治病救人。在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下,目前国际主流允许治疗性克隆,反对生殖性克隆,虽然这算是在技术与伦理间做了一个协调,但这样的协调怎样坚守实在令人担忧。
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未来的科学技术也许并不能拯救人类的困境。人类唯一能够拯救自己的只能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