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事业气息相同的好伙伴

    最初听说《光明日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家乡无锡上初中，课本中有一篇毛泽东的《蝶恋花·游仙》，语文老师陈龙海是前无锡国专的毕业生，学养很深，也很会教书，他讲解“蝶恋花”这一曲牌时，旁及许多知识，其中提及另一个“满江红”，并且以1963年元旦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满江红》，以及稍后发表的毛泽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为例。在其后的课上，他又谈到翦伯赞《应该替曹操翻案》和郭沫若《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文。这些曾经在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学术公案，最初都是在《光明日报》这个舞台上亮相的。从此，《光明日报》成了我生命中始终怀有深深敬意的一份报纸。

    《光明日报》深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一批专业水准高，而又极其敬业的记者，这里仅举其中的两位。1984年，陕西凤翔发现了著名的秦公一号墓，举国关注。《光明日报》做了连续报道，及时介绍最新进展，以及专家的评论。一日，我去导师赵光贤先生家，先生正在读《光明日报》，见我来了，他指着头版的大号黑体字标题“秦公大墓将在近日开棺揭橔”说，赶紧请系里帮助买车票!次日，我们师生一行七八人赶赴西安，随即又坐汽车前往凤翔考古工地，不料《光明日报》的两位记者已先于我们到达，一位是文字记者，另一位是赫赫有名的摄影记者吴力田。吴力田是女性，中越自卫反击战时，随军出征，奔赴战场，活跃于火线，令无数国人敬仰。相见之下，几位同学都发自内心地说了赞扬她的话，她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一句话也没说。秦公一号墓占地很大，墓圹有七层楼那样深，为了加快发掘进度，墓道仅清理了一部分，因而非常陡峭。吴力田身手敏捷，不停地出没于工地的各个位置，我们分明看到了她当年在战壕、阵地的身姿!几天后我们回到北京，记者的整版报道也刊登了，还配发了赵先生在工地考察的照片，给我们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吴力田。数年后，我博士毕业。当时，启功教授为了纪念他的恩师陈援庵先生，在香港拍卖了自己的一百余件书画作品，用所得全部款项在北师大设立了“励耘书屋奖学金”。经过评审，我的博士论文有幸忝列于获奖名单。颁奖之日，吴力田背着照相机来了。多年不见，她两鬓已添了许多白发，但精神依然不减。交谈后方知，她居然还记得当年在凤翔的情景，都非常感慨。次日，《光明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励耘书屋奖学金”的颁奖消息，并配发了她拍摄的启功先生与我们几位获奖者的合影。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几天后，她将这张照片放大洗印之后，再加上精美的衬底纸板寄给我，真是心细如发!这幅珍贵的照片，为我留下了一个珍贵的历史瞬间，也见证了我们的友谊。

    教育版的宋晓梦女士，是对我做过采访最多的记者。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本不研究教育。但是，由于儒家十分重视教育，故我对古代教育思想也有涉猎，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心得，因而希望有个平台来表述一下，但苦于没有机会。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宋晓梦女士了解到了我，便主动打电话来，希望做个采访。于是，我们有了一次长谈。在开头的寒暄中，我得知她是一位归侨，父母为祖国发展做过很重要的贡献。我们这一次谈的主题是中国古代的荣辱观问题。此后，她又来谈国民的礼仪教育问题等。我们每次都谈得很长、很深。她采访前的功课做得很充分，不仅熟知我的观点，而且总能引导我说出更进一步的见解，她的提问，言无虚发。访谈稿的整理，言简意赅，文字功底扎实，很下功夫。有一篇谈礼的稿子，宋晓梦将题目定为《言修行道，礼之质也》，用的是《礼记》中的话，很得体，也很雅，大大出乎我意料。这些年，我很怕某些媒体记者采访，往往说了半天，登出来的文稿不得要领，甚至文句不通，令人啼笑皆非。相较之下，《光明日报》记者的水平，真是无可挑剔。

    《光明日报》层次高，品质好，传播力度强，受到学界广泛认同。所以，我但凡有时效性较强的论文要发表，首选总是《光明日报》。例如，2004年，我在研究周代礼乐文明的过程中，发现当时盛行的乡射礼，富于哲理，体现了一种迥异于西方的体育精神。当时正值举国迎接北京奥运之际，如何认识中华自身的体育传统，已成为有识之士关注的课题。我们系里一位老教授听了我的介绍，认为这是重要创见，应该尽快发表。于是，我写了一篇《从<仪礼·乡射礼>看中国古代体育精神》的文章投给《史学》，迅即被刊用，《新华文摘》也很快转载，受到许多方面的关注。再如，2006年《光明讲坛》创办，我的题为《守望中华礼仪之邦》的讲稿，提出北京奥运应该向世界展示中华礼仪的观点，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在《光明日报》刊登，反响强烈，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刊物《紫光阁》转载。

    环视当今浩如烟海的报章，只有《光明日报》才是与我的事业气息相通的好伙伴。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礼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