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老走了,走得很突然,出乎意料。
初闻噩耗,不信,慌着求证,却是伤心的事实。
因为工作,认识罗老很多年了,和他的关系却只停留在采访与被采访。可是消息传来,我的心仍然像被狠狠地拧了一下,疼得厉害。
不敢相信,因为在我看来,罗老总是精神矍铄,笑容可掬。
去年9月,全国政协蜀道申遗调研,他作为专家参与。一路下雨,古老的蜀道遗迹总是泥泞,很不好走。可是他的考察劲头一点儿不逊年轻人。酷爱照相的他,胸前总是挂着一架小相机。走到哪儿照到哪儿,遇到得意之作,还会拿来给我们“显摆”一下,还会调侃:“发在报纸上怎么样?”
他好强,不想总让别人照顾。去年秋天,我参加完一个在沙滩红楼举办的活动,正在马路对面的公交站等车,就见他没有让人护送,独自走出大门,熟练地招手拦了辆出租。车子启动的一霎,他还没忘透过车窗照了张红楼的大门。
一月前,听说他因发烧被家人“强迫”住院,还曾想,这不过是出于对米寿老人的保护罢了,因为一向硬朗的他,一点小烧何足挂齿?半月前,还与同事戏言,如果要“抢救性”采访几位老人,他可往后放放。却不想,竟成遗憾。
不愿相信,因为在我看来,罗老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旗手,他走了,谁来举旗?
1985年3月,在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罗哲文和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生态学家阳含熙、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4位全国政协委员,共同递交了《建议我国政府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同年11月,提案就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由此开启了中国的申遗之路。至2011年6月,中国已有41处自然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26项,自然遗产8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项,文化景观3项。
同样是作为“源头”,2005年12月,他与郑孝燮、朱炳仁先生一起发表了公开信,向京杭大运河沿岸18个城市的市长发出呼吁,建议立即以创新的思路,通过申报世界遗产,对大运河加以综合保护与利用。2006年5月,京杭大运河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之,“中国大运河”申遗工作有序开展,目前已进入冲刺阶段,将在2014年正式递交申遗文本。
2009年,他又与郑孝燮、葛剑雄、阮仪三等9位著名专家联名,向蜀道沿线的成都、西安、广元、汉中、宝鸡、绵阳等11座城市市长发出了《关于中国蜀道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及联合申遗的公开信》。同年11月,于四川广元召开的“2009中国蜀道·广元国际论坛”上正式发起了中国蜀道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倡议。
罗老倒下了,倒在了为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奔波的路途中。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仍然奔走在各地古建筑保护现场,应对数不清的古建保护方面的会议、考察、演讲。甚至为了寻找楼兰古国遗址,他还亲自穿越了有“死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沙漠,创造了人类奇迹。问及“何时停下来歇息”时,罗老脱口而出的是:“师训难忘,我停不下来呀。”
终于,他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回想两年前他在大运河小道上骑自行车的样子,真希望天堂也有一条这样的小道,可以让他带着惯常的笑容,不太累地、慢慢地骑…… (本报记者 李 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