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要转作风改文风开新风

    对于文艺批评的批评和检讨近来时常见诸报端。我没有分析这其中文艺大众的批评、文艺作家的反批评和文艺批评家的自我批评各占多大比重，但从批评的指向和检讨的自省来看，为着有力并有效地推动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我们的文艺批评一定要转作风改文风开新风！

    转作风：贴近实际深入民众

    文艺批评的“转作风”，根本要求就在于“贴近实际深入民众”。在一般意义上，文艺批评的“贴近实际”指的是贴近文艺作品或曰批评对象的实际，而“深入民众”也主要是了解人民群众对批评对象的认知态度和读解效果。但在我看来，我们不宜以过于实用的态度来理解文艺批评的“转作风”——我们固然要贴近某一具体文艺作品的实际，也固然要为着这一具体文艺作品而作深入了解和深度考查，但更为重要的，“转作风”应当是针对批评主体自身而言的，是对主题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的转换调整。为此，我们的“转作风”要通过“贴近实际深入民众”，从而调整对批评对象的选择视野和评价参照，并实现文艺批评主观能动作用与客观接受效应的有机统一。

    具体而言，当前文艺批评的“转作风”应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基点下移。对于我们的文艺批评家来说，“基点下移”首先意味着走出书斋，走出“本本主义”，感受真实而鲜活的生活，体验人民大众投身的社会实践；其次也意味着走出“圈子”，走出“熟人社会”，摆脱交情与偏好的困扰，在与人民大众的交往中重建主体的独立人格；再次还意味着走出“职业”，走出“批评身份”，回归平凡人生的场景，求索普通人性的真谛。二是节点前移。“节点”指的是文艺批评主体的选择性定位，它包含时代性节点和社会性节点，前者往往体现为时代的热门话题而后者往往积淀为社会的长久话题。贴近实际、深入民众看“节点”，“节点”又往往体现为民生“焦灼点”和民情“兴奋点”，在此可以把“节点前移”视为对“基点下移”的进一步要求，要求我们文艺批评主体能更务实更亲民。三是焦点深移。通过“基点下移”和“节点前移”，我们在改变选择视野的同时会确立独有的选择视角，我们在调整评价参照的同时会确立特殊的评价取向，由此而进入我们视野的批评对象已不可能再是一个独立文本的“物自体”。批评对象的被选择说明它已经获得了较之文本结构更丰富的内涵，我们需要通过“焦点深移”来感知其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这是我们文艺批评“转作风”的根本目的所在。

    改文风：通达学理精诚文心

    在我看来，文艺批评的“改文风”首先要有的放矢。有的放矢，就是指我们的文艺批评要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就是指对批评对象要有较为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就是要对批评对象进行阐发后可能产生的实践效果给予正确的评估。有的放矢，就是俗语所说的“不见兔子不撒鹰”，而发现“兔子”的过程便是调查研究的过程。

    其次，文艺批评的“改文风”要开门见山。开门见山，不仅是一种行文风格，其实也是一种行文能力。因为要“见山”就要知道“山路”所在和“山体”特征，就要知道为何“见山”和如何“见山”。对于我们文艺批评的对象，以“山”喻之可能往往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文艺批评家可不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是说，“开门见山”不仅意味着文艺批评要直截了当，而且要登高一呼。作为一种能力，文艺批评的“开门见山”体现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更确切地说，是针对实际运用理论方法、实施理性剖析的能力。那种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上的文艺批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救人，则害了别人”。同理，拿了从事文艺批评，则害了文艺批评。

    第三，文艺批评的“改文风”要鞭辟入里。人们对文艺批评的不满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它们不痛不痒的言辞、若明若晦的理念、似是而非的主张、欲言又止的态度。所谓“鞭辟”，乃“策励”之意，后人多用“鞭辟入里”形容文意深刻透辟。常听人说当下的文艺批评多见的是“文艺表扬”，关键是这些“文艺表扬”做到“鞭辟入里”也甚为不易，多见的是“隔靴搔痒”乃至“隔岸观火”。要做到“鞭辟入里”，通达学理是必要的，精诚文心也是必要的。我们为什么需要文艺批评？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推动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是要营造文艺创作健康发展和良性繁荣的氛围，是要策励文艺精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和不断提升的文化需求。没有“鞭辟入里”的文风改进，我们的文艺批评难以胜任这个使命。

    第四，文艺批评的“改文风”要著叶知秋。“为理说理”的文艺批评因“不从实际出发”而为大众淡漠，“就事论事”的文艺批评也会因“未能引出规律”而为大众忽略，毛泽东提出“引出规律，作为向导”的良好学风，也是我们文艺批评应当特别遵行的良好文风。这便是“著叶知秋”的意思。所谓“著叶知秋”，一是要求我们的文艺批评能“窥斑见豹”，对于我们的文艺创作有全局性的启示；二是要求我们的文艺批评能“望月知潮”，对于我们的文艺创作有预见性的提示。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将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将必然性寓于或然性之中。需要说明的是，“著叶知秋”对于我们文艺批评的文风改进，不是一个过高的要求而是一个切实的步骤，是一个重建文艺批评公信力的必要步骤。

    开新风：陈言务去义理常新

    我们的文艺创作是为人民大众提供精神食粮的创造性活动。创造性活动的本质就是“创新”，就是古哲先贤凝练的推陈出新、革故鼎新、除旧布新。面对以“创新”为本质的文艺创作，我们的文艺批评无疑也应在转作风、改文风的基础上去“开新风”。中华民族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既在于源头活水充沛，也在于江河不拒新流；既在于“厚德载物”博大包容，也在于“自强不息”月异日新。事实上，“开新风”首先是社会生活的代以新变，是由此所决定的社会意识的与时俱进。文艺创作作为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其优品佳作本身就是人民大众社会实践的观照与反映，它必然在镌刻人民大众创新轨迹的同时为其注入创新活力。为此，文艺批评的“开新风”，既要关注文艺创作的创新实践，也要努力营造文艺批评的创新氛围。“开新风”应当成为文艺批评的“文化自觉”，文艺批评应当自觉去追求“陈言务去义理常新”。

    “开新风”作为文艺批评的价值追求，不是为新而新、跟风追风，而是作风转换、文风改进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事实上，文艺批评能否“开新风”不会是“忽如一夜春风来”，也不会是“狂飙为我从天落”；“开新风”将是一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云舒云卷、潮涨潮落的艰辛探索。在这个探索中，我们文艺批评一要温故知新，二要推陈出新，三要求是创新。这就是说，“开新风”首先要“知新”。“新”之为新，是相对于“故”而言，不“温故”何以能“知新”呢？但“故”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文化记忆，因此“温故”的意义主要不是为着“知新”而“排他”，其目的是从中悟觉“新”赖以萌生的契机和生长的规律，悟觉“新”对于“故”的形态转换与本质超越。其次，“开新风”必然要“出新”。“知新”不易，“出新”当然就更难，因为“出新”常常意味着挑战通识乃至常规、成见乃至定理。所以我们的成语屡屡将“出新”与“推陈”、“鼎新”与“革故”、“布新”与“除旧”联词通义，视为一个行动的两个方面。这也说明“出新”不仅需要见识而且需要策略，要相机而进，顺势而为。第三，“开新风”的真正意义在于“创新”。我们之所以主张“求是创新”，是如毛泽东所说：“‘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也就是说，我们主张的“创新”，是通过研究规律性而走向“创新”，不是闭门造车，不是按图索骥，不是捕风捉影，更不是向壁虚构……“求是”是文艺批评固有的使命，“创新”是文艺批评不弃的担当，而通过“求是创新”的“开新风”，更应成为我们文艺批评熊熊燃烧的热望！